前言※
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该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积而成的，日军对南京人的屠杀则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
与松井石根领导下的日本士兵相比，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所做的任何令其胜利蒙羞的丑行都相形见绌。
很快，对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得不到足够关注这一难以捉摸的谜题，我至少获得了部分答案。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美国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那样举世皆知，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一直保持沉默。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与德国相比，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总额的1%。“二战”之后，大多数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被囚禁，至少也被迫退出公众视野，而许多日本战犯则继续在产业和政府领域担任要职。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到了12世纪，在征战中获胜的家族（因此也是最有权势的家族）首领成为幕府将军，他雇用武士向天照女神的直系后裔（广受尊崇的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武士阶层获得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神圣认可
说佩里的到访使日本人目瞪口呆实在太过轻描淡写了。关于此事，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这样写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如同宇航员宣布形状怪异的外太空飞行器正在飞向地球一样。”惊慌失措的德川贵族阶级匆忙藏好细软，召开会议，准备应战。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接受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仅此一次造访，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各种条约，而且为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打开了与日本通商的大门。
鹰派反对者也对其大加批判，认为幕府将军对入侵的谨慎回应无异于向外国蛮夷卑躬屈膝。由于确信幕府已经失去统治资格，反叛各藩结成倒幕联盟，推翻了幕府统治，还大政于天皇
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狂热支持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政府，限制个人财产，将产权收归国有，并控制亚洲。这些主张激发了下层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年轻气盛，自然不信任东京的政客，并迫不及待地渴望飞黄腾达。尽管这些军官之间长期钩心斗角，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的理念：推翻现存社会，彻底清除一切官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障碍，以实现他们心目中日本的神圣使命，即报复欧洲、称霸亚洲。
蒋介石领导的革命发展势头良好，威胁到了日本在中国东三省和蒙古的利益。因此，日本必须在中国强大到无法征服之前迅速采取行动。
为了准备与中国不可避免的战争，日本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训练士兵。男子从小就接受训练，以备将来到军队服役。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日本的玩具店简直成了战争神社，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军装、步枪、高射炮、军号和榴弹炮等军事玩具应有尽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描述，男孩们将竹竿当步枪，在街上玩打仗游戏。有些孩子甚至将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执行自杀任务的“人肉炸弹”，认为自己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日本所有学校都将《教育敕语》副本与天皇肖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拿出来宣读。据说，不止一位老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结巴而自杀，为亵渎该圣文谢罪。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变得高度军事化，并日益僵化。一位访客在参观某所日本小学时，看到数千名小学生排成完美的队形、步调一致地摇旗行进，不禁发出惊喜的赞叹。
==隔壁朝鲜==
中国——这个拥有淳朴民族的国家，尽管缺乏军事科学知识，也没有接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却顽强地遏制了强大的日军。当11月上海最终沦陷时，恼羞成怒的日军心态日趋邪恶。据说当他们向南京进发时，许多人心中都燃烧着复仇之火。
第二章 六周暴行※
向南京进发※
朝香宫鸠彦接掌兵权※
屠杀战俘※
屠杀平民※
日本记者※
强暴妇女※
松井石根到来※
慰安妇※
南京暴行背后的动机※
中国军队不愿还击，这让东史郎深感惊讶。在日本的军队文化中，飞行员佩带匕首而非降落伞，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俘。对来自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中国人不与敌人死战到底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当发现战俘人数远远超过征服者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更加鄙视了。
某些文化不论发展到多么精细复杂的阶段，其核心要义仍旧停留在部落时代，个人对部落内部成员承担着各种道德义务，而在处理与部落外部成员的关系时则奉行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
许多日本士兵承认，杀人对他们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三章 南京沦陷※
太平天国的领袖是狂热的洪秀全，他在跻身富贵阶层的科举考试中失利之后，开始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并说服其他人相信
最糟的是，中国士兵几乎没有凝聚力和目标感。在一份关于南京战况的报告中，一位中国军官注意到，每当中国军队占领一个阵地后，就会显得无所事事，宁愿虚度时光也不会主动帮助正在附近与日军交战的其他中国部队。显然，指挥官们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该报告注意到，中国指挥官们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正因如此，日军得以从一个阵地推进到另一个阵地，将中国军队各个击破
那天下午，唐生智收到来自蒋介石的电报，确认了撤退命令：“唐总司令，如果你不能维持局势，就应把握撤退的机会，以保存实力，重整军队，以备来日反击。——中正，11日”那天晚些时候，悲痛的唐生智收到了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重申紧急撤退的命令。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中国的辛德勒※
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
南京的活菩萨※
如果目前这种恐怖局面持续下去的话，就不可能找到工人恢复基本的生活服务
第八章 审判日※
南京战争罪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但有些历史学家曾经提出，松井石根或许充当了南京大屠杀的替罪羊。他体弱多病，当时正患肺结核，甚至南京陷落时他都不在城内
许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罪犯，或者说那些原本可以运用皇家权威制止大屠杀的人，却从未出庭受审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运※
这种对正义的颠覆主要是由冷战造成的。美国原本打算通过“清洗”参与战争的日本领导人，从而在日本施行民主。但战争结束之后，苏联违反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占领了波兰和一部分德国领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接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着中国、苏联和朝鲜成为战后新的敌人，美国迅速将日本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为增强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力量，华盛顿当局决定维持日本政府的稳定。美国基本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政治体系，并容许众多战犯逍遥法外。因此，当德国纳粹政府受到彻底审查并被取而代之、众多纳粹战犯倒台并被送交审判之时，许多日本战时高官却重新掌权并飞黄腾达。
战后，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坚定地相信本国政府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强烈要求日本支付战争赔偿，并正式道歉。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一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差点儿被日军活活烤死的男子告诉我，当听到传言说中国政府已经宽恕了日本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插图]还有一位妇女告诉我，她的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军处决，当她的母亲从收音机中得知日本首相访华的消息后，不禁晕倒在地。[插图]
从1948年6月，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南京，南京市民每月都会为拉贝寄去一包食物，以表达对拉贝领导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衷心感谢。[插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甚至表示，如果拉贝选择回中国的话，会为他提供免费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教科书的争议※
学术界的掩饰※
媒体的自我审查※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
恐吓※
30万中国人被残杀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就像这些受害者曾在日本占领之下消失一样；将来某一天，世界可能真的会相信日本政客的狡辩，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骗局和谎言——它根本不曾发生过
很显然，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未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战后德日两国处理其战时罪行的不同态度。德国的反省或许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它不仅承认纳粹分子个人有罪，而且承认德国战时政府也对战争期间的罪行负有责任，并使这种反省成为其战后政治认同的一部分。然而，日本政府却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尽管许多人为迫使日本政府直面真相而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许多日本人仍然将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的孤立行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些野蛮罪行从未发生过
时下最流行的修正主义观点认为，日本对战争期间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都毫无责任。日本参战不仅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也是为了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崇高行为，日本自身最终沦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
日本保守的自民党主要成员、《日本可以说“不”》等畅销书的作者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说：“有人说日本在那里（南京）进行了大屠杀，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中国人杜撰出来的故事，它玷污了日本的形象，是赤裸裸的谎言。
在家永三郎的抗争下，这段论述最终被改为：“经过与中国守军的激烈战斗，日军占领南京，并杀死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该事件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这种表述是家永的论点同文部省立场之间的一种妥协，或许能为审查者所接受，但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它暗示南京大屠杀是在中日两军激战过程中发生的。
1970年，家永三郎胜诉（东京地方法院法官杉本良吉做出判决，教科书的审查不得超过纠正事实和印刷错误的范围）时，极端主义者多次向原告代理人、法官和家永三郎本人发出死亡威胁，与此同时，许多暴徒在家永三郎家门外敲击锅盆、高呼口号，使他无法休息。家永及其律师不得不在警察的护送下通过一道秘门出入法庭。
这部电影的发行商和很多影院老板担心右翼团伙在影院外制造事端，许多右翼分子仍然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暴行以及‘二战’期间的诸多行为是本国圣战的组成部分
结语※
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这一恐怖暴行与日军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其他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导致的。[插图]《隐藏的恐怖：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犯罪》（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一书作者田中雄喜认为，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在侵占南京之前，日本军队就已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地站着任由上级打自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插图]用奥威尔式的说法，对日本士兵的日常打骂称为军官“爱的行动”，日本海军通过“铁拳”整肃军纪的做法则被称为“爱之鞭打”。[插图]
有人指出，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在国外或殖民地，日军作为天皇的代表，对该地民众享有极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比当地最有权势和名望的中国人地位高，由此不难看出，多年来一直压抑的对权威的愤怒、仇恨和恐惧终于在南京爆发为无法控制的暴虐行为。长期以来，日本士兵一直默默忍受上级施加给他们的一切虐待，而今中国人也必须接受日本士兵给予他们的任何惩罚。
学者们认为，导致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对中国充满仇恨的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而成的。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种族特征（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以扭曲的方式认为这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独特性），但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将中国人视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无须承受任何道德压力。事实上，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日本各级军人经常将中国人与猪相提并论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
几乎没有日本士兵怀疑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当。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永富角户说过，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天定命运。一位当地的基督教牧师问永富：“上帝与日本天皇，哪一个更伟大？”他毫不怀疑正确答案是“天皇”
南京大屠杀留给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有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危险的种族，具有独一无二的邪恶本性，永远也不会改变。但通过阅读大量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文献，以及世界历史上关于古代各种暴行的记载，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民族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危险政府的产物，该政府身处脆弱的文化氛围和危险的时代，因而能够将貌似理性的危险观念兜售给它的国民，而这些观念原本是与人性相悖的。南京大屠杀应该被视为一个警世事件——它告诉我们人类极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
应该从南京大屠杀中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权力在种族灭绝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过历史上大规模屠杀模式的人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权具有致命的危险性——只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
政府权力所受的约束越小，该政府就越有可能根据其领导人一时的突发奇想或心理阴暗面的冲动行事，发动对外战争。[插图]日本也不例外，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见的。由军队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权政体，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策动整个民族去实现少数精英群体的病态目标。
读后感※
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国家主义这些本没有错，人都是在群体中寻求归属感，而一旦掺入政治成分或变为极端主义之后，大多数人就沦为少数人实现权力欲望的工具了。作者的研究很翔实，也没有像国内媒体般一味教导仇恨，我在结尾部分中看到了良知，并相信随着自由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能对历史作出自己的思考。大部分国家的成立和发展都不是干干净净的，研究与普及战争历史的结果绝不是发动另一场战争。
张纯如最后的自杀，怕不是对人类失望了，书中没有太多的个人主观的论点，更多的是引用史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南京大屠杀也只仿佛只是一件过去的事，到过南京很多次，竟然都没有去大屠杀纪念馆看看，何况已经在有目的性篡改历史的日本人？
不知道那些崇尚日本文化的小年轻对于南京大屠杀有什么感受，在他们那，南京大屠杀是否也是一件陈年旧事。
勿忘历史，勿忘历史教给我们的永恒不变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强大才能安居乐业，真实不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