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及全书设计※
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一章 论分工※
像这种大制造业的工作，尽管实际上比小制造业分成多得多的部分，但因为这种划分不能像小制造业的划分那么明显，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
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
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
最初的蒸汽机，原需雇用一个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次担任这工作的某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他用一条绳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自行开闭。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成为蒸汽机大改良之一。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
第二章 论分工的原由※
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么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人类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他们彼此间，哪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
此外，一国境内，纵有大河流贯其间，但若毫无支流，其下游又须流经他国国境始注于海，这国也就仍然不能有大规模的商业，因为上游国能否与海洋交通，随时都要受下游国的支配。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
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那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
进步国家，为避免此种弊害、便利交易、促进各种工商业发达起见，都认为有必要，在通常用以购买货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公印。于是就有了铸币制度和称为造币厂的官衙。
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其实分量，次第削减。
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刚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等量谷物（即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比等量金银或其他货物，似更可能购买等量劳动。所以，等量谷物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格，换言之，使有谷物者，更可能以等量谷物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
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在进步社会，多于静止社会，在静止社会，又多于退步社会。
谷物地租，只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上的变动的影响。但以其他任何物品计算的地租，不但要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上的变动的影响，同时还要受一定分量这物品所能购换的谷物量上的变动的影响。
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
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货币乃是一切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
由于一切买卖行为的适当与否，最终都取决于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而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交易也受其支配，所以，人们大都注意名义价格而不注意真实价格，是毫不足怪的。
铸币价值高于金银块，这不仅可阻止铸币的熔解，还可以阻止铸币的输出。万一因当前某种急需而输出货币，其大部分不久也会流回本国。铸币在外国，只能按照条块的重量出售，而在国内却具有超过重量的购买力。所以把输出的货币带回国内来是有利可图的。
铸币紊乱的场合，商品价格也不是按铸币应当含有的纯金量或纯银量，而是按商人一般从经验觉察到的铸币实际含量来作调整。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
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为艰苦，对于这较大的艰苦，自然要加以考虑。一点钟艰苦程度较高的劳动的生产物，往往可交换两点钟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的生产物。
如果某种劳动需要非凡的技巧和智能，那么为尊重具有这种技能的人，对于他的生产物自然要给予较高的价值，即超过他劳动时间所应得的价值。
所以，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
以谷物价格为例。其中，一部分付给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付给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付给农业家的利润。
物品制造，越接近于完成，其价格中工资利润部分和地租部分比较便越大。随着制造的进展，不仅利润的项目增加，而且后一阶段制造者，比前一阶段制造者得到更多利润。因为，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多资本。例如，雇用织工的资本，必须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雇用织工的资本，除了要付还雇用纺工的资本及其利润，还要支付织工的工资。利润对资本总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在商品价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产、制造乃至搬运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价格外，剩余的部分必然归作利润。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
大部分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含有大量的利润和地租，所以，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
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每年是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
每种商品的上市量自然会使自己适合于有效需求。因为，商品量不超过有效需求，对所有使用土地、劳动或资本而以商品供应市场者有利；商品量不少于有效需求对其他一切人有利。
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当某一商品因有效需求增加而市价比自然价格高得多的时候，这商品的供给者大抵都小心翼翼地隐瞒这种变化情况。要是被人知道，其丰厚的利润定会诱使许多新竞争者向这方面投资。结果，有效需求完全得到供给，这商品的市场价格不久就降低到自然价格，甚或降低到自然价格之下。如果供给者距市场很远，他们有时能保持秘密数年，而在这数年内，他们就可独享非常的利润。不过，必须承认，这种秘密很少能长久保守，而那非常的利润只能在这秘密未给人知道以前独享。
给个人或商业公司以垄断权，其作用与商业或制造业中保守秘密相同。垄断者使市场存货经常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供给。这样，他们就能以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市价出卖他们的商品，而他们的报酬，无论是工资或是利润，都大大超过其自然率。
同业组合的排他特权、学徒法规，以及限制特殊职业上竞争人数的各种法规，虽然在程度上不及垄断，但在趋向上却与垄断相同。它们是一种扩大的垄断，往往使某些产业所有商品的市价能长久超过自然价格，并使生产这些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稍稍超过其自然率。
==中国烟草==
任何一个商品的市价虽能长期高于其自然价格，但不能长期低于其自然价格。价格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要是低于自然率，其利益受到影响的人立刻就会感觉到这种损失，立刻就会从使用中撤回一部分土地或劳动或资本，使上市的商品量，恰恰只够供应有效需求。因此，市价不久便将升到自然价格的水平。至少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情况是这样。
==最后一句尤为关键，只在完全自由的地方是这样。==
自然价格本身随其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的变动而变动。但无论在什么社会，这种自然率都随着社会的贫富、进步退步或停滞而变动。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其他货物量虽五倍于从前，但生产或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劳动量却不过等于从前的二分之一。所以，现今获得此物比从前容易了两倍。
就长时期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
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
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
如果一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又经大大减少，因而生活资料并不十分困难，可是年年仍不免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濒于死亡，我们就可以断言，那是因为该国指定用来维持贫困劳动者的资金正在迅速减少。英国保护和统治北美的政治机构和压迫与压制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不同性质，用这两地的不同情况来说明，也许是再好不过的。
劳动工资不受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数额的支配，而受工作的数量及其假定价值的支配。
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教区移到另一教区去，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必然使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从一教区到另一教区，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以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运输，变得非常频繁，不久就使它们趋于均衡。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显然又是安土重迁，最不爱移动的。贫苦劳动者，在不列颠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要是能够维持家属，那么在不列颠工资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过优裕的生活。
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显然又是安土重迁，最不爱移动的。贫苦劳动者，在不列颠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要是能够维持家属，那么在不列颠工资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过优裕的生活。
==中国很好的用房价平衡了这一点😝==
甲富而乙贫，并不是因为甲有马，乙却步行，而是因为甲富能备有马车，乙贫不能不步行。
贫困无疑会使人不想结婚，但未必会使人不结婚。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子女二十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两三个。不妊症，虽为上等社会所常患，但在下等社会，却极少有。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在物资缺乏的年度，生计的困难与不安定，使这些佣工切望复得旧有的工作。但食品的高价，由于减少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使雇主倾向于减少现有的雇工，而不倾向于增加。况且，在物价高昂的年度，贫穷独立劳动者往往把从前用以购置材料的少额资本全部提出来消费，这样就不得不变为雇工。求职的人数，既然超过了就职的机会，许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条件，来获取职业。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度，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低落。
因此，各种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和劳动者订结契约，比在物价低廉的年度更为有利，而且觉得，劳动者在前一场合，比在后一场合，更为恭顺，更愿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认为，物价高昂的年度，对他们的事业更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
食品涨价，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物价昂贵年度的荒歉，由于减少了劳动需求，因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反之，食品跌价，会降低劳动的价格，而物价低廉年度的丰饶，由于增加了劳动需求，因而会抬高劳动的价格。在食品价格只有一般变动的场合，那两种对立原因，似乎会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所以到处都较食物价格稳定得多、经久得多的一部分原因。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一国内资本的一般利润，必定随着其市场的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落，利润必随着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润必随着上升。所以，利息的变动情况，可使我们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高利润的小资本，一般增加得更为迅速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出借资金，即使相当谨慎，亦有受意外损失的可能。所以，最低的普通利息率，和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一样，除了补偿贷借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外，还须有剩余。如果无此剩余，那么出借资金的动机，就只能是慈善心或友情了。
英国商人把相当于两倍利息的利润，看做适中合理的利润。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有以下五种主要情况，一方面对某些职业的微薄金钱报酬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对另一些职业的优厚金钱报酬加以抵消：第一，职业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安定的有不安定的；第四，职业所须担负的责任有重有轻；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资本利润，却不大受使用资本的那一行业学习难易的影响
使劳动工资各不相同的五种情况，只有两种影响到资本利润，那就是工作是愉快还是不愉快，是安全还是危险。
大胆的冒险者，有时也许由于两三次投机的成功而获得很大财产，有时也许会由于两三次投机的失败而损失很大财产。这种生意，除大城市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进行。因为经营这种生意所需要的情报，只在商务最繁盛和交易最频繁的地方才会有。
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
同业组合以及大部分组合规则的设立，在于通过限制自由竞争，以阻止价格这样的下降，从而阻止工资及利润的下降——自由竞争势必引起价格这样的下降。
资本与劳动，自然要寻找最有利的用途。它们自然要尽量汇集于都市而离开农村
据说，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数技工和制造工人高。假若没有同业组合法规及组合精神从中作梗，各地方也许都和中国、印度一样
同业组合法规，使都市居民能够抬高他们制品价格，不必忧虑由于同国人的自由竞争而降低价格。而高关税的规定，使都市居民不怕外人的竞争。由这两种法规而产生的增高价格，不论何处，都由农村的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负担。他们对于这种垄断权的建立，几乎未曾反抗。他们通常不想结成组合，也不适合于结成组合，而商人和制造者的叫喊和诡辩很容易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社会一部分而且是不重要的一部分的私利，乃是全社会的利益。
要做一个出色教师，所需要的时间与研究，所需要的天资、知识和勤勉，至少必与著名律师和医师所需要的相同。然而，出色教师的普通报酬，却比不上律师和医师所得的报酬，因为前者的职业，挤满了靠公费受教育的穷苦的人，而后者的职业，则由以自费受教育的少数人充任。
学徒法令，妨碍劳动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地方不能由一职业转到其他职业；同业组合的排外特权，妨碍劳动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职业不能由一地方转到其他地方。
把性质上不允许仔细限定的东西硬加以精密厘定的做法，该废止了。如果所有同业工人都领受同额工资，一切竞争都会停止，而技能或发明才能也将无发挥之余地。”
排外同业组合的地方，
第十一章 论地租※
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
就几乎任何位置的土地说，其所产食物，除足够维持它上市所需的劳动外，还有剩余。而这剩余，又不仅仅足够补偿雇佣劳动所垫付的资本及其利润，还留有作为地主地租的余额。
僻远地方的利润率，一般比都市附近高，所以，在这减少的剩余部分中，属于地主的部分，必定更小。
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河流，由于减少运输费用，使僻远地方与都市附近地方，更接近于同一水平。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
由此可见，生产人类粮食的耕地的地租，支配着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任何特殊产物所提供的地租，不会长久低于大部分耕地的地租，因为那土地定会立即改为他用；要是任何特殊产物所提供的地租，通常高于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那是因为适合于这产物的土地过少，不能供应其有效需求。
所以，即在产米国中，稻田的地租，不能规定其他耕地的地租，因为其他耕地不能转为稻田。
马铃薯很难保存一年，而且不可能像谷物那样贮藏二三年。不能在腐烂以前卖出的恐惧，使人不想栽种马铃薯，而在任何大国，马铃薯不像面包那样，成为各阶级人民的主要植物性粮食，这也许是一个主要原因。
对自己所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有支配权的人，一定愿意用剩余食物或其代价来交换足以满足其他欲望的东西。用满足有限欲望以后的剩余物品，来换取无限欲望的满足
这样看来，食物不仅仅是地租的原始来源，而后来才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其他生产物说，其价值中相当于地租的部分，亦来自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劳动生产力这样的增进，是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
这样看来，各矿山所产各种金属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都受世界当时产量最大的矿山产物价格的支配，所以大部分矿山所产的金属价格，除偿还其采掘费用外，没有多大剩余，因而，对地主，不能提供很高的地租。
贵金属并不是由于用作货币而后具有高价值的，它在未用作货币以前，就已有了高价值，而高价值正是使它适宜于作这种用途的特质。
贵金属或宝石最丰富的矿山，对于世界财富，不能有多大的增加。因为这类产品的价值，主要来自其稀少。要是这类产品多了，其价值必然下落，这时，金银餐具，及其他衣服家具的奢华装饰物，就能以较前少的劳动量或商品量买入。这就是世界能得自金银宝石之丰富的唯一利益。
食物不仅成为世界上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使许多其他各种财货具有主要价值的，乃是食物的丰富。
改良和耕作日益增大，粮食日益丰富，这必然会增加对一切能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食物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
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易于变动，但在动乱和无秩序的社会，变动得更为剧烈。在这样的社会，商业和交通中断，以致国内甲地的富饶，不能救济乙地的贫乏。
白银及其他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个商品或任何一类商品，而是劳动。这一点我们应当随时牢记。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在一切改良阶段中，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产物，能更近似地代表或交换等量劳动。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在财富和改良的不同阶段中，谷物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更正确的价值尺度。
我们以谷物与银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与银相比，更能正确判定银的真实价值。
金银的真实价值，换言之，金银所能购入或所能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在极小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支配的家畜肉量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量，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购入的谷物量。
不同国家不同真实劳动报酬的比例，不受各该国实际贫富程度的支配，而受各该国进步、退步或停滞等状态的支配。
除了谷物及其他全靠人类勤劳而生产的各种植物，一切种类的原生产物，如家畜、家禽，如各种猎获物，如地中有用的化石和矿物等，都随社会财富增长和技术改进而自然趋于昂贵，这也是我已经努力说明过的。所以，纵使这些商品能换得比以前多的白银，我们仍不能因此便说，银价实际上已较前低落，换言之，银只能购买比以前少的劳动量。能由此引出的结论只是，这些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已经提高，换言之，能购得比以前多的劳动量。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这些商品，不但名义价格上升了，其真实价格也上升了。名义价格的上升，并非银价下落的结果，而是该商品自身真实价值上升的结果。
改良的必然结果如为损失，即不得谓为改良。但如由改良而生产的物品价格，不足补偿改良的费用，那么，改良的结果，就必然是损失。因此，全国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如确为一切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则这一类原生产物价格的上涨，就不能视为公共灾祸，而应视为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必须的先驱和伴随物。
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
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绝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序论※
第一章 论资财的划分※
资本又可用来改良土地，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或用来置备无须易主或无须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的东西。这样的资本可称为固定资本。
租屋与人，可以取租，但房屋本身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租户仍须从劳动、资本或土地上所得的收入来付租金。所以，对于屋主私人，它虽提供收入，因而有资本作用，但对社会公众，则不提供收入，不能有资本作用。它丝毫不能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
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变成的，而且要不断地由流动资本来补充。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具有同一目的，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不致匮乏，而且能增加。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部门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
因为商品的生产和上市，曾经使用劳动、资本与土地，所以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劳动工资，其二为资本利润，其三为土地地租。诚然，事实上有些商品的价格，仅由两部分构成，即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甚至还有极少数商品的价格，单单由一部分构成，即劳动工资。但无论如何，商品价格终归成为上述那三个部分中的一个或全部。不归于地租也不归于工资的部分，必归于利润。
换言之，所谓纯收入，乃是以不侵蚀资本为条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资财。这种资财，或留供目前的消费，或用来购置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娱乐品等等。国民真实财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
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
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
我们常用一个人每年领受的金额，来表示这个人的收入。但所以如此，只因为这个金额，可以支配他的购买力，换言之，可以支配他每年所能取得的消费品的价值。我们仍然认为，构成他的收入的，是这种购买力或消费力，而不是含有这种力量的金块。
构成社会收入的，实是购买力，是那些辗转在各个人手中流通的金块陆续购得的货物。
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像一切其他职业上的工具一样，那是资本的一部分，并且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固然是靠了铸币内含金块的流通，但那金块，绝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节省，若不减损劳动生产力，就一定会增加推动产业的基金，从而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
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钞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
他发出去的期票，虽然是十万镑，但有二万镑金银币，常常足够应付不时的需要。
==准备金==
我们计算社会流动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量时，常须记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社会流动资本中，仅可计算食料、材料、制成品三项。而由货币构成，仅用以实现这三项流通的部分，必须减去。推动产业，需要三件东西，即材料、工具和工资。材料是工作的对象；工具是工作的手段；工资是工人做工的目的。货币既不是工作的材料，亦不是工作的工具；工资虽普通用货币支付，但工人的真实收入，并非由货币或金块构成。构成工人真实收入的，是货币的价值，或者说，是金块所能换得的货物。
银行发行钞券的主要方法，是贴现汇票，换言之，是垫付货币，收买未满期的汇票。汇票不等期满，即可持票往银行预贷现金。银行方面，就计算到期应收的利息，在全部贷额中扣除。到期后，汇票的兑付，既可偿还银行预贷出去的价值，还会带来利息形式的纯利润。银行贴现汇票，是以本银行发行的钞券支付，并不是以金银支付。银行家可以根据经验，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把钞券垫付出去，所以，他所能贴现的汇票金额，可以加多，他在利息方面所能获得的纯利益，亦自然加多了。
==没太看懂，求解释==
在苏格兰，凡具有上述信用条件向银行按照这个方法借到比方说一千镑的人，可以随时分期还款，有二三十镑就可付还一次。银行方面就从每次收款的日期起，至全数偿清的日期止，计算每次所收回的数额，并在全部金额的利息中，减少相应数目的利息。各种商人，各种实业家，都觉得这种方法很便利，因而乐于助长银行的营业，不但在一切支付上都欣然接受银行钞票，并劝人接受。在顾客商借货币时，银行大都以本银行的钞票付给。商人以钞票购买制造者的货物，制造者以钞票购买农业家的食料、材料，农业家以钞票付给地主作为地租，地主以钞票付给商人购买各种便利品、奢侈品，商人最后又把钞票还给银行，来抵消借款。因之，全国银钱来往，几乎无往不用钞票。银行营业，自然就旺盛了。
过剩的额数，将全数回到银行兑现，如果银行对兑现表现困难或迟缓，回到银行去的钞票，还会更多。由此而起的惊疑，必然会使兑现要求，更紧张起来。
管理纸币，若不甚熟练，不用说了，即使熟练慎重，恐仍会发生无法制止的灾祸。
如果纸币像在伦敦那样，主要在商人间流通，市面上的金银便不致匮乏。如果像在苏格兰尤其是像在北美洲那样，纸币的流通，推广到商人与消费者间交易的大部分，市面上的金银就会全被驱逐，国内商业会全用纸币进行。苏格兰禁发十先令、五先令的钞票，曾稍稍减轻市面上金银缺乏的困难；若再禁发二十先令的钞票，当有更大的功效。听说，美洲自从禁发若干种纸币以来，金银已更丰饶了。在纸币未曾发行以前，听说美洲的金银还更丰饶。
有人说，纸币增加，由于增加通货总量，从而减低全部通货价值，所以，必会提高商品的货币价格。这话，不见得可靠，因为有多少纸币加进来，就有多少金银会改作他用，所以，通货的总量，不一定会增加。
银行林立，竞争者多，为提防同业进行恶意的挤兑，各行的营业自必格外慎重，所发纸币，亦必对现金额数保持适当的比例。这种竞争，可使各银行的纸币限在较狭范围内流通；可使各银行在流通中的纸币因而减少。全部纸币既分别在更多的区域流通，所以，一个银行的失败（这是必有的事），对于公众，影响必定较小。同时，这种自由竞争，又使银行对于顾客的营业条件，必须更为宽大，否则将为同业所排挤。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
由土地、由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一生产出来，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游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绝不能加大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
英格兰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农业劳动的资本，也一定比过去多得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另方面，却有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慎重，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而且，将来永远照样进行下去，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体。
把收入花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那不仅较有利于蓄积，而且又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
第四章 论贷出取息的资财※
贷借的事情，实际就是出借人把自己一定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使用权让与借用人，听他随意使用。
资本利润，不由所得银量的多寡计算。计算利润的时候，我们只计算所得银量与所投资本的比例。
使用货币一般所能支付的利息，必须受使用货币一般所能取得的利润的支配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我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 这四种投资方法，相互关系密切，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
制造者的资本，有一部分用作固定资本，投在他的生意所用的工具上，补偿出卖这些工具的其他制造者的资本并给他们提供利润。其余就是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中，有一部分是用来购买材料，这部分补偿供给这些材料的农业家和矿商的资本并给他们提供利润。但其大部分，是一年一次地或在比一年短得多的时间内分配给他所雇用的工人的。所以，他的资本对他所加工的材料所增加的价值，包括有雇工的工资，和雇主投资支付工资和购买材料工具应得的利润。所以，与批发商人的等量资本比较，他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大多了，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亦大多了。
所以，和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推动较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按照它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的量来说，它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对国内居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都大得多。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
和比较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较，投在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虽数量相等，但它对于本国生产性劳动所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却往往要少些。
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所维持所鼓励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一般较大，所增加的本国年生产物价值，一般也较大。但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运送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在这两方面，却提供更大的利益。在有富即有势的今日，一国的富强，一定和其年产物价值，即和其一切赋税最终所从出的基金相称。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既是增进本国的富强，所以，为本国计，与其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无宁奖励国内贸易，与其奖励运送贸易，无宁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为本国计，不应强制亦不应诱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到消费品国外贸易或运送贸易方面去。
运送贸易所交换的，是全世界各国的剩余生产物。所以，其范围必受全世界各国剩余生产物的价值的限制。与以上两种贸易比较，它可能有的范围，简直没有止境，它所能吸引的资本亦最大。
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投在农业上呢，投在工业上呢，投在批发商业上呢，或投在零售商业上呢?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润最大。至于什么用途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什么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他从来不会想到。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的发展※
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迫害的话，这些实具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为人的原始目标，所以，在有人类存在的一切阶段，这个原始的职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
当地付给技工的高昂工资，对于技工所提供的舒畅生活，都不足以诱使他为他人工作，他总情愿为自己工作。他觉得，技工是顾客的仆役，仰给生活于顾客；至于耕作自己的土地，从自己家庭的劳力取得衣食之资的农业家，则是真正的主人翁，独立于世界。
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抑※
我相信，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经验，都证明了一件事，即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一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
对分佃耕制下的佃农，是自由人，他们能够占得财产，可以享有土地生产物的一定比例。生产总额愈大，他所占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们的利益，显然在于能够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反之，一个没有占得财产希望只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奴隶，就会图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想使土地生产物多于自身所需。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
那时欧洲各国，像现在亚洲的鞑靼政府一样，经常在这些旅行者经过某些采邑，经过某些桥梁，赴市趁墟，设摊售货的时候，把赋税加在他们的人身与货物上。在英格兰，这些税，叫做过界税、过桥税、落地税、摊税
拥有更多财富，只会招惹压迫者更苛虐的诛求。反之，当人们勤劳的结果确有亲自享受的把握时，他们就自然会努力来改善他们自身的境遇
第四章 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
商人由经商而养成的爱秩序、节省、谨慎等各种习惯，也使他更适合于进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获利。
战争与政治上的一般变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业为唯一来源的富源趋于耗竭。通过比较可靠的农业改良而产生的富源就比较持久得多，除了由于敌对蛮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续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较激烈的大变动，如罗马帝国崩溃前后西欧的大变动外，其他事件都破坏不了。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序论※
第一章 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
如果我们只看见农夫在播种时期把很多优良谷物撒播到地里去的行为，我们一定会把他看作一个狂人而不是农夫。但如果我们再考察他在收获期间的劳动，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是既有价值又有很大的收获的。收获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与贸易差额顺差的国家比较，贸易差额逆差的国家的货币价值必定相应地低得多
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但按照有效需求而发生的这种调节作用，在金银这种商品上最为容易，也最为准确；这是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大，最容易从一处地方运到另一处地方，从价廉的地方运到价昂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运到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地方。
如果制造业的原料不足，工业必陷于停顿。如果食粮不足，人民必然为饥饿所苦。但如果货币不足，则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换，又可赊账买卖而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加以弥补。第一种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种方法就比较方便了，至于第三种方法，则不但方便，而且有时还会带来一些利益。所以，无论就哪一点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的关心，都是不必要的。
在贸易的利润偶然较平常为大的时候，无论大小商人都容易犯营业过度的错误。
必须记住，金银无论铸成硬币或制成器皿，同厨房用具一样，都是器具。如果增加金银的用途，增加可以用金银来流通、支配和制造的可消费的物品，就一定会增加金银的数量；但是，如果你想用非常的手段来增加它们的数量，那就一定会减少它们的用途，甚至会减少它们的数量，因为金银的数量必须受其用途的限制。如果金银累积得超过所需的数量，那么，由于金银的运输是那么容易，而闲置不用的损失又是那么大，任何法律也不能防止其立即输出国外。
第一，由于购买军队的饷给和食粮，政府向外国出了期票，为了付清期票，政府就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以便运往外国；第二，国内通常已经消费掉的外国货物，仍须向外国购买，为了换回这种货物，政府又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运往外国。在破坏性最大的对外战争中，大部分的制造业往往会极度繁荣；反之，在恢复和平的时候却往往会衰落下去
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绝不会有的现象
第二章 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
至于一国比另一国优越的地位，是固有的，或是后来获得的，在这方面，无关重要。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一种技艺的工匠比另一种技艺的工匠优越的地位，只是后来获得的，但他们两者都认为，互相交换彼此产品比自己制造更有利。
以恒久的法律，禁止谷物及牲畜的输入，实际上等于规定，一国的人口与产业，永远不得超过本国土地原生产物所能维持的限度。
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不仅公众的偏见，还有更难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是自由贸易完全恢复的不可抗拒的阻力。如果军队的将校，都像制造业者反对在国内市场增加竞争者人数的法律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反对缩小兵力，都像制造业者鼓动他们工人，以暴力攻击这种法律的提议者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鼓动他们的士兵，以暴力攻击缩减兵力的提议者，那么要想缩编军队，正如现在想在任何方面减缩我国制造业者既得的危害我们同胞的独占权同样危险。这种独占权，已经在那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制造业的人数，他们像一个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一样，不但可以胁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胁迫立法机关。赞助加强此种独占权提案的国会议员，不仅可获得理解贸易的佳誉，而且可在那一个以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级中，受到欢迎与拥护。反之，要是他反对这类提案，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案的权力，那么，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不免受最不名誉的侮辱与诽谤，不免受人身的攻击，而且有时有实际的危险，因为愤怒和失望的独占者，有时会以无理的暴行，加害于他。
第三章 论对其贸易的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各种货物的输入所加的异常限制※
譬如，英国购买了汉堡、但泽、里加等处的货物，要是常以荷兰汇票支付货物代价，那么英荷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即不完全受这两国间商务来往一般情况的支配，而却受英国对那些其他地方商务来往一般情况的影响。在这场合，即使英格兰每年向荷兰的输出，远远超过英国每年从荷兰输入的价值，即使所谓贸易差额大大有利于英国，英国每年仍须输货币到荷兰去。
当两地通商时，这种学说认为，如果贸易额平衡，则两地各无得失；如果贸易额略有偏倚，就必一方损失、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称。但这两种设想都是错误的。像我后面所要说明的那样，奖励金与独占权，虽为本国利益而设立，但由奖励金及独占权所促成的贸易，却可能对本国不利，而且事实上常是这样。反之，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进行的两地间的贸易，虽未必对两地同样有利，但必对两地有利。
所谓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各国都认为他们的利益在于使一切邻国变得穷困。各国都嫉妒与他们通商的国家的繁荣，并把这些国家的利得，看作是他们的损失。国际通商，像个人通商一样，原来应该是团结与友谊的保证，现在，却成为不和与仇恨的最大源泉。王公大臣们反复无常的野心，在这世纪及前世纪，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大于商人和制造业者们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人间支配者的暴力与不正，自古以来即是一种祸害。我认为，按照人事的性质，这种祸害是无法除去的。至于不是亦不应该是人间支配者的商人和制造业者们，其卑鄙的贪欲，其独占的精神，虽也许不能改正，但要不让他们扰乱别人的安宁，却是极其容易的。
然而，使两国间开放的自由的贸易对两国那么有利的环境，却成为产生这种贸易的主要障碍的原因。因为是邻国，它们必然是敌国；于是，一方的富强，增加另一方的恐惧，而本来可增进国民友谊的有利因素，却成为助长激烈的民族仇恨的原因，它们同是富裕勤勉的国家。每一国商人和制造者，都担心会在技术与活动上遇到另一国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竞争。商业上的嫉妒，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所激起，而激烈的民族仇恨也助长了商业上的嫉妒，两者相互助长。两国的贸易者，都热烈地确信他们自私自利的谬说，宣称不受限制的国外贸易，必然会生出不利的贸易差额，而不利的贸易差额，又一定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有另一种差额，和贸易差额极不相同。一国的盛衰，要看这差额是有利或是不利。这就是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前面说过，年生产的交换价值如果超过了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年就必然会按照这超过额的比例而增加起来。在这场合，社会在其收入内维持其生存，每年从其收入中节省下来的部分，自然会加到社会资本上去，并用以进一步增加年生产物。反之，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小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年就必然会按照短少的比例而减少下去。在这场合，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入，那必然会侵蚀社会的资本。资本必然会减退，随着资本的减退，其产业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亦减退。
第四章 论退税※
但必须指出，只在输出品真正输到外国去，而不再秘密输入我国的时候，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
第五章 论奖励金※
由于奖励金在丰年引起异常的输出，所以它一定会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但这就是奖励金制度倡导者公然标榜的目标。在歉岁，奖励金虽大都停止，但它在丰年所引起的大输出，必定会或多或少地使一年的丰收不能救济另一年的不足。所以，无论年岁丰歉，奖励金必然有助于提高谷物的货币价格，使其略高于无奖励金时国内市场上谷物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在改良的任何阶段中，这一切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一定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一定的比例，虽然这种比例，因改良阶段不同而不同。例如牧草、干草、家畜肉、马、马粮，因而内陆运输以及大部分国内贸易，其货币价格都受谷物货币价格的支配。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了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于是支配了几乎一切制造业原料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了劳动的货币价格，于是支配了制造技巧和勤劳的货币价格。由于它支配着这二者，所以它也支配着完全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一切土地生产物或劳动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必然按照谷物货币价格的升降比例而升降。
由于矿山丰饶而产生的银价低落，对大部分商业世界产生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影响，所以对个别国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体。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货币价格的腾贵，虽不能使受者实际上更富裕，却也不能使受者实际上更贫乏。金银器皿的价格，实际上比从前低廉，但其他一切物品的真实价值，却和从前完全一样。
这种奖励金，在国内市场上所提高的，与其说是我国谷物的真实价格，无宁说是我国谷物的名义价格，所增加的，与其说是一定量谷物所能维持和所雇用的劳动量，无宁说是这一定量谷物所能交换的白银量，所以，必然阻害我国制造业，而对我国农业家或乡绅又无大的利益。诚然，这两者都会因此而有较多的货币收入，要使他们大部分相信那对他们并无很大利益，也许有点困难；但是，如果货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食料量和各种国产商品量都减少了，那么，由此而得的利益，也就不过是名义上的、想象上的利益了。
在乡绅们要求设置此种奖励金时，虽然是模仿商人和制造业者，但商人和制造业者完全理解他们的利害关系，其行动通常受这种理解的指导，乡绅们却没有此种完全的理解。他们给国家收入加上了一个极大的耗费，给人民大众加上了一个极重的赋税，但他们自己的商品，却没因此显著地增加其真实价值。而且由于银的真实价值因此稍稍减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的一般产业，因为土地改良程度，必然取决于国家的一般产业；所以他们没有促进他们土地的改良，反而或多或少地妨碍土地的改良。
按照关税用语，只有那些输出时其货物形态和输入时相同的输出货物所得的津贴，才叫做退税。如果输入以后，其形态曾由某种制造业加以改变，以致名称随着改变，归入新的项目，则所发给的津贴叫做奖励金。
全部资本投在单一行业对商人有利，正如以全部劳动用在单一操作对劳动者有利一样。
这两种法律，显然都侵犯了天然的自由，所以都是不正当的；因为不正当，所以都是失策的。为了任何社会的利益，这一类事情，都是不应强制，也不应妨碍的。
英国法律保证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劳动的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尽管有了上述以及二十条其他不合理的商业条例。而且，由革命而完成的这种保证，和奖励金的设置，几乎是同时的。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即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蠢法律，不过这些法律或多或少地侵害了这种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在大不列颠，产业是很安全的；虽不能说完全自由，但与欧洲各国比较，总是一样自由或者更为自由。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总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有利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罗马殖民地虽在许多点上，与希腊殖民地不同，但建立的动机，却是同样明显同样容易看得出来的。这两种制度，都溯源于无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显著的实利。
传布基督教这个敬神的目的，使这种非正义的计划，成为神圣的事业。但此种计划的唯一动机，却是希望发现此等地方的金宝藏
一切新殖民地繁荣的两大原因，似乎是良好土地很多，和按照自己方式自由处理自己事务。
英国的清教徒，因在国内受限制，逃往美洲以求自由，并在新英格兰建立了四个政府。英国的天主教徒，所受待遇更为不公允，亦逃至美洲，在马里兰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则在宾夕法尼亚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犹太人受宗教法庭的迫害，财产被剥夺，而且被赶到巴西，他们以身作则地在原为流犯与娼妇居住的殖民地，传入了某种秩序与产业，并教他们栽种甘蔗。所以，在这些场合，使人民侨居美洲并从事耕作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智慧与精明，而是它们的乱政与横暴。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提供了若干收入，以防卫母国或维持母国民政。至于欧洲其他各国，尤其是英国，对殖民地所课的税，能与平时所付的费用相等，已属罕见，若要支付战时殖民地所增加的费用，那就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所以，这样的殖民地，对其母国，只是负担，不是财源。
但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就其对英国资本用途的影响来说，却在一切场合，都迫使一部分资本，从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而在多数场合，迫使一部分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独占的结果，不是增加英国制造品产量，而是改变英国制造品一部分的性质与形式，使其违反自然趋势，不再适合于往返频繁而期间相隔又很短暂的市场，却适合于往返迟缓而期间相隔又很久的市场。所以，其结果乃是改变一部分英国资本的用途，大大减少这部分资本所能维持的制造业的数量，因此不但没有增加英国制造业的总量，而且把它减少了。
诚然，独占提高商业利润率，因而稍稍增加我国商人的利得。但由于它妨碍资本的自然增加，所以不会增加国内人民从资本利润率所得收入的总额，而会减少这个总额。
独占使一切收入的原始泉源，即劳动的工资、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不像无独占时那么富足。为了要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级的利益，独占妨害了这个国家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一切阶级的利益。
俗语说，“容易来，容易去”。随便什么地方，消费的一般情况，与其说受真实消费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说受弄钱花费的难易程度支配。
但若真的被采纳，那么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掉殖民地平时每年全部的军事费用，而且可与殖民地订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那与它今日享受的独占权相比，虽对商人不怎么有利，但对人民大众必更有利。这样，殖民地和母国，就像好朋友的分离，那么几乎为近来的不和所消灭的殖民地对母国的自然感情，就会很快地恢复。他们不仅会长此尊重和我们分离时所订定的商约，而且将在战争上、贸易上赞助我们，不再做骚扰捣乱的人民，却将成为我们最忠实、最亲切、最宽宏的同盟。古希腊殖民地与其所从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我想，我们如果那样办，英国与其殖民地间同样的感情，亦会恢复起来。
这种独占，虽对殖民地是一项极苛重的赋税，虽可增加英国特定阶级人民的收入，但不增加人民大众的收入，而却减少人民大众的收入，因此不增加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而却减少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收入因独占而增加了的人，是一个特殊阶级，要他们超出其他阶级应纳的比例完税，既是绝不可能，亦是最大的失策
各国的商业资本，都自然会寻求近的用途，而避开远的用途；寻求往返次数多的用途，而避开往返迟远的用途；寻求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大生产性劳动量的用途，而避开仅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小生产性劳动量的用途。
所以，无论就哪一点说，这种专营公司，都是有害的；对于设立此种公司的国家，它总会多少带来困难，而对于不幸受此种公司统治的国家，它总会多少带来祸害。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重商主义提出的富国两大手段，虽是奖励输出和阻抑输入，但对于某些特定商品，则所奉行的政策又似与此相反，即奖励输入和阻抑输出。但据称，其最后目标总是相同，即通过有利的贸易差额，使国家致富。
牧畜者散居国内各地，彼此隔离，要团结起来，强迫他们同胞接受他们的独占、或摆脱他人可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独占，在他们都是极其困难的。各种制造业者，都住在大都市，所以能够很容易团结起来。连牛骨亦禁止输出；在这点上，制角器和制梳那二种不重要的行业，亦得享受一种妨害牧畜业者的独占。
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在输入时加以限制，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为了前者的利益，后者不得不支付此种独占所增加的价格。 对于本国某些生产物，在输出时发给奖励金，那亦全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国内消费者，第一，不得不缴纳为支付奖励金所必要征收的赋税；第二，不得不缴纳商品在国内市场上价格抬高所必然产生的更大的赋税。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
在这种学说中，被称为生产性费用的，就只有这三种，即地主的土地费用，农业家的原始费用及每年费用。其他一切费用，其他一切阶级人民，即使一般认为最生产的那些人，亦因为这个缘故，被视为是完全不生产的。
所以，按照这个宽宏制度，农业国要培育本国的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其他国家的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给予最完全的贸易自由。这样就能提高国内剩余土地生产物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不断增加，就将逐渐建立起来一笔基金，它在相当时期内，必然把所需的各种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培育起来。
无论怎样说，把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和家仆一样看待，似乎是完全不适当的。家仆的劳动，不能延续雇用他们和维持他们的基金的存在。他们的维持与雇用，全由主人出费用；他们所搞的工作，在性质上并没有偿还这种费用的可能。他们的工作，大都是随生随灭的事务，不固定在亦不实现在任何可卖商品上，以补偿他们工资及维持费的价值。反之，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劳动，却自然而然地固定在并实现在可卖商品上。因此，在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那一章中，我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归到生产性劳动者内，而把家仆归到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劳动者内。
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
此外，在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即原生产物的最重要市场，因而就会进一步妨害农业。
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
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同样，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野蛮国才能突然地而且相当地文明化。常备军凭其威力，可以把君主的法令，推行到一个帝国的最僻远地方，可以使在没有常备军威力的情况下即无政治可言的国家，维持相当程度的正规统治
个人资质的优越，体力的优越，容貌的优越，动作敏捷的优越，智慧的优越，道德的优越，正义性的优越，刚毅性的优越，克制性的优越，等等。肉体上的品质，必须有精神上的品质来支持，否则在社会的任何时期，都不够从而取得多大的威权。一个非常有力的人，单凭体力，不过能使两个弱者服从他。同时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却能取得非常大的权威。可是，精神上的品质，我们不能用眼睛看得出来，它们总有争议的余地，而且往往是争议对象。一个社会，野蛮也好，文明也好，当它规定关于等级和服从的法则时，从没认为可适当地以这些目不可见的品质为标准，而总是以那些明显的具体事物为依据。
财产的权威，依旧非常的大。和年龄的权威比较，和个人资质的权威比较，财产的权威，往往是大得多的。
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
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原始似乎是由于社会进步、社会事务因而增加的结果。社会事务日益加多，司法行政变得那么麻烦复杂，于是担当这任务的人，就不能再分心注意到其他方面。同时，担当行政职责的人，因为无暇处理私人诉讼案件，所以，就任命代理人代为处理。
司法权如不脱离行政权而独立，要想公道不为世俗所谓政治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肩负国家重任的人，纵无何等腐败观念，有时也会认为，为了国家的重大利害关系，必须牺牲个人的权利。但是，各个人的自由，各个人对于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赖有公平的司法行政。为使各国人感到自己一切应有权利，全有保障，司法权不但有与行政权分离的必要，且有完全脱离行政权而独立的必要。审判官不应由行政当局任意罢免，审判官的报酬也不应随行政当局的意向或经济政策而变更。
可是，维护公路的通行税，却不能随便赠与个人，作为他个人的收入。因为，运河不加修理，会变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却不会完全不能通行。因此，收取公路通行税者，尽管全不修理这道路，这道路却依然可以给他提供一样多的通行税。所以，维持这一类工程的通行税，应当交由委员或保管员管理。
一项公共工程，如不能由其自身的收入维持，而其便利又只限于某特定地方或某特定区域，那么，把它放在国家行政当局管理之下，由国家一般收入维持，总不如把它放在地方行政当局管理之下，由地方收入维持，来得妥当。
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单有大目的而没有促其实现的必要，很少足够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
在欧洲，通行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即僧侣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神圣者的语言和凡俗人的语言，有学问者的语言和无学问者的语言。僧侣在执行祭务当中，既必须知道几分这神圣的、有学问的语言，所以拉丁语自始就成了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自然的伟大现象，天体的运行，日蚀月蚀，彗星，雷电及其他异常的天文现象；植物动物的发生、生活、成长及死灭等等，必然会刺激人类的惊异心，所以自然会唤起人类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探究其原因。最初，迷信企图把这一切惊异的现象，归因于神的直接动作，借以满足这种好奇心。往后，哲学努力根据比神的动作更为习见、更为人类所易知的原因去说明它们。这些伟大现象，因为它是人类好奇心的最初对象，所以说明此伟大现象的科学，自然在哲学中成为最初开拓的部门。历史上留有若干记录的最早哲学家，似乎就是一些自然哲学家。
所谓形而上学或精神学，因此被放在与物理学相对立的地位，它在这两种科学之中，不但被看作比较崇高的科学，而且就某一特定职业说，被看作比较有用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恰合于实验及观察的主题，也就是在那上面小心注意便可引出极多有用的发现的主题，几乎全没有人留意了。反之，与这正相对立的主题，即除少许极其简单及几乎是一见就明白的真理外，任凭怎么注意也只能发现暧昧的、不确定的东西，而因此只能产出狡智和诡辩的那种主题，却大被人研究着。
在古代哲学，德行的尽善尽美，被认为必然会使有这德行的人今生享到最完全的幸福。而近代哲学的观点，却认为尽善尽美的德行，往往或几乎总是与今生幸福有矛盾。天国只有由忏悔、禁欲或者修道僧的苦行和自卑才可跨进；一个人单凭慷慨、宽大、活泼的行动，是不能进入天国的。良心学及禁欲道德，简直占了各学校道德哲学的大部分，而哲学一切部门中最重要的部分，就这样成了其中最被曲解的部分了。
欧洲各大学对古代哲学课程内容所作的修改，通通是以僧侣教育为目的，使哲学成为神学研究的比较适当的入门。但其所增添的狡智与诡辩，以及由这修改而导入的良心学与禁欲道德，无疑没使哲学更适宜于绅士或一般世人的教育，或者说，对于他们悟性的发达或感情的改善，并不见得更有作用。
罗马就不是如此。罗马的主要法院，例由一个裁判官或少数裁判官构成，判决要是草率或不公，裁判官的人格，特别是在公审的场合，就要大受损害。所以，遇到有疑问的案件，这些法院因渴望避免世人的非难，自然常常力图以本法院或其他法院各前任裁判官所留的先例或判例作护符。罗马法就因为这样对于惯例或判例的留意，而成为这样有规则、有组织的体系流传至今日。其实，任何他国的法律，凡法院作了同样的留意，都产生了同样的结果。
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精神上这种无感觉的状态，不但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而且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
在未开化社会，各个人的职业，虽非常多样，但社会全体的职业，却并没有好多样。每个人几乎都在做或能够做人人所做或能做的一切，每个人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知识、技巧和发明才能，但没有一个人具有很大程度的知识、技巧和发明才能。不过，以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程度，去对付社会的全部单纯业务，大概是够了的。反之，在文明社会，虽然大部分个人的职业，几乎没有何等变化，但社会全体的职业，则种类多至不可胜数。这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那些自己未从事何等特定职业，有闲暇有意志去研讨他人职业的人，可以说提供无限的研究对象。像这样又多又杂的对象的观察，必然会迫使观察者不断运用心思，比较着、组合着，从而使他的智能，变得异常敏锐，异常广泛。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分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有身分有财产的人，他们大概都是到十八九岁以后，才从事他们想从而扬名的特定事业、职业或艺业。在此以前，他们是有充分时间，来取得那能使他们博得世人尊敬或值得世人尊敬的一切知识；至少，他们有充分时间来准备自己，使他们在日后能获得这一切知识。他们的双亲或保护者，大概都十分切望他们能有这样智能，在大多数场合，对于必需费用的支出，是毫不踌躇的。如果他们不总是受到适当的教育，那由于费用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于费用的不当；由于教师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于教师马虎与无能，或由于在当前情况下不易找到或无从找到更好的教师。此外，有身分有财产者消磨其大部分生涯的职业，并不像普通人民的职业那样单纯，那样不变。他们的职业，几乎全都是极其复杂的；用手的时候少，用脑的时候多。从事这种职业者的理解力，是不大会因为不用脑力而流于迟钝的。况且，他们这种人所从事的职业，又不大会使他们终日忙碌，他们大多有很多空闲时间，来对他们在早年已打有相当基础、或已养成多少嗜好的各种有用的或作为装饰用的知识作进一步的钻研，从而完全掌握。 普通人民，则与此两样。他们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时间。就是在幼年期间，他们的双亲，也几乎无力维持他们。所以一到他们能够工作，马上就须就职谋生。他们所就的职业，大概都很单纯，没有什么变化，无须运用多少的智力。同时，他们的劳动，又是那样没有间断，那样松懈不得，他们哪有闲暇做旁的事情，想旁的事情呢?
国家如果规定，在取得加入某种同业组合权利以前，或在有资格在自治村落或自治都市中经营某种职业以前，一切人都得受国家的考试或检定，那么，国家就几乎能强制全体人民必须求得这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治化改进，军事教练，便须由政府费相当气力予以支持，否则不免日渐松懈，从而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同时随着衰退；关于这种趋势，近代欧洲事例提示得十分明显。各个社会的安全，总多少依赖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固然在近代，没有精练的常备军，单靠尚武精神，也许是不够防御社会、保障社会的。但是各公民如都具有军人精神，那所需的常备军就可减去不少。况且，普通对有常备军会危害自由的忧虑，无论这个危害是真的危害或只是想象的危害，也必会因市民具有军人精神，而减少许多。这尚武精神、军人精神，一方面在外敌侵略时，可以大大便利常备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假使不幸常备军发生违反国家宪法的事故，它又可以大大地加以阻止。
国家即使由下级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何等利益，这教育仍值得国家注意，使下级人民不至陷于全无教育的状态。何况，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
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人民倾向于不轻率地、不任性地判断政府的行动，对政府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技术及职业，都具有这样性质，在促进社会利益的同时，并对某些人有用或适合于某些人。国家在这场合，除在一种技术刚刚传入的时候，所定立的规则，应听任该职业自由，把鼓励该职业的任务，交给从它收获好处的个人。工艺制造者知道了他们的利润来自顾客的光顾，他们是会尽可能增加其熟练与勤劳的。事物如未受有害的干涉所扰乱，那无论何时，商品的供给都会与其需求保持差不多相称的比例。
把真的宗教除外，其余一切宗教都有极大的害处，而且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把迷信、愚想及幻想，强烈地灌输到真的宗教里面，使其陷于邪道。
科学是对于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剂
宗教的权威胜过其他一切权威。宗教所提示的恐怖，可以克服其他一切恐怖。所以，国教教会的教师，如要宣传颠覆君权的教义，那君主就只有凭借暴力，即凭借常备军的武力，才能维持其权威。有时就连这常备军，也不能予以永久的保障，因为兵士如果不是外国人——外国人充当兵士的很少——而是从本国人民间募集来的——大概常是如此——，那么，这些兵士，不久也恐怕会为那种教义所腐化。
一国君主如没有控制国教或统治宗教教师的适当手段，他的地位，就该是如何危险，如何不安定
君主既不能以适当的压力和权威，直接反抗教士们的决定，所以君主必须有影响他们决定的能力。影响的方法，唯有使教士阶级大多数人有所恐惧而又有所希求。褫职或其他处罚，是他们所恐惧的；升迁禄位，是他们所希求的。
在这种教会管理制度之下，牧师们自会努力博取君主、宫廷及国中贵族巨绅的欢心，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升迁，就为那般人的意向所左右。为讨那般人的欢心，无疑的，他们有时流于下流的曲谀和阿附，但他们通常都很考究那最值得尊敬从而最易博得有身分有财产者的敬重的技巧，如各种有用的及增添风致的学识，风度容态的端详自在，社交谈吐的温恭旷逸，公然轻蔑一般狂信者的背理矫情的苦行，不一而足。
不论何种职务，要其执行良好，其报酬或薪俸似须尽可能与该职务的性质相称。如报酬过少，那就很容易由奉职者大部分的卑劣无能而受到损害；如报酬过多，那就很容易由他们的疏忽怠惰而受到更大的损害。
对于一个牧师，这样的生活方法是不行的，照此下去，他不但会把他应该用在职务上的时间消费掉，并且会使他人格上的尊严，在人民心目中完全扫地，而人格的尊严，正是使他能以适当的势力与权威，执行其职务的唯一凭借。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
鞑靼或阿拉伯酋长的收入全为利润，他们自身是本集团或本部族中的主要牧畜者，他们自己监督饲养牲畜，由畜群的乳汁及增殖获取收入。不过，以利润为王国收入的主要部分，只是最初期、最幼稚政治状态下的事情。
能够维持政府的安全与尊严的，只有确实的、稳定的、恒久的收入，至于不确实的、不经久的资本及信用，绝不可把它当作政府的主要收入资源。所以，一切已经越过游牧阶段的大国政府，从来都不由这种源泉取得其大部分的公共收入。 土地是一种比较确实和恒久的资源。所以一切越过了游牧阶段的大国的收入，都是以国有地地租为主要源泉。
凡使土地生产物增加到其本来可能增加到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它使人民收入因而减少的程度，总大于它使地主收入减少的程度。
文明国君主，由其领地获取的收入，看来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这所损于全社会的，比君主所享有的其他任何同等收入来得多。所以，为社会全体利益计，莫若拍卖王室领地，从而分配给人民，而君主一向由其领地享有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同等收入来代替。
制度不应求其适合于过渡的、一时的或偶然的情况，而应求其适合于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变的情况。
由印花及注册课税的方法，虽同为很晚近的发明物，但不及一百年之间，印花税已几乎遍行于欧洲了，注册税也非常普遍。一个政府，向其他政府学习技术，其最快学会的，无过于向人民腰包刮取金钱的技术。
各种财产转移税，如果会减少那财产的资本价值，必会减少那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源。人民的资本，总只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君主的收入，则多半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种税，既是牺牲人民的资本来增益国君收入，所以多少总是不经济的。
对奢侈品课税，除这商品本身的价格外，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不会因此增高。对必需品课税，因其提高劳动工资，必然会提高一切制造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它们贩卖与消费的范围
如果现在从麦芽税及麦芽酒税的征收的全部收入，都转向麦芽征收，国产税每年的征税费用，据料想可节约四万镑以上。如关税只对少数货物课征，而且依照国产税法征收，关税每年的征收费用，就恐怕可以节约得多得多了。
对一切消费品所课的税，都会使生产性劳动量缩减到在不税场合的自然程度以下：那消费品如为国内商品，则被税商品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量缩减；如其为外国商品，则缩减的为外国商品所由而购买的国内商品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量。此外，那种税，常会变更国民产业的自然方向，使它转向一个违反自然趋势的方向，而这方向大概都是比较不利的方向
第三章 论公债※
政府在不同时候，曾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这指定或抵押，限于短期，如一年或数年；有时，又定为永久。在前一场合，作为抵押的收入，据推想在限定期间内，足够付清所借货币的本金及其利息。在后一场合，作为抵押的收入，据推想只够支付利息或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政府几时能偿还借入的本金，就偿清它。货币以前一方法借入，通称为预支法；以后一方法借入，则通称为永久付息法或简称为息债法。
许其往财政部对每百镑缴交六十三镑，换取其他九十六年为期的年金，换言之，终身年金百分之十四与九十六年年金百分之十四的差额，以六十三镑卖出
==没看懂==
当一国国民已负担过度的赋税，除非迫于新的战争，除非为报国仇，除非为救国难，人民是不能再忍受新税的课征的。所以减债基金，常不免于滥用
当公债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公公道道地完全偿还了的实例，我相信几乎没有。国家收入上的负担，如果说是曾经全然解除过，那就老是由倒账解除的，有时是明言的倒账，常常是假偿还，但没有一次不是实际的倒账
提高货币名义价值，那是公债假偿还之名行倒账之实的惯技。
如以单一的麦芽税代替征收，则国产税最重要部门的逃税的机会，几乎可完全杜绝。如果关税不课加于一切输入物品，而只局限于用途最广、消费最多的少数物品，又如果关税都按国产税税法征收，那么，走私的机会，纵不会全然杜绝，也要大大减少的。经过这两种显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改革，按消费的比例计算，关税及国产税，哪怕在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也会生出和现在人口最稠密地方一样大的收入。
美洲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需要把金银送往英国，可以汇票汇寄。这汇票是向曾受委托代售美洲剩余产物的特定英国商人或公司开出而由其承兑的汇票，该商人或公司收到货物后，即按票额以货币把美洲收入缴交国库。这一来，美洲无须输出一盎斯金银，而一切都办理妥当了。
比较妥当的办法，与其增加那些不幸人民的负担，无宁减低其负担；与其设新税以裕收入，无宁阻止大部分已收到的赋税的滥用与中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