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震云※
序 不堪回首 天道酬勤※
二〇一一年，电影局批准《一九四二》正式立项，下发了拍摄许可证。前提是：第一，拍摄时要把握住一九四二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第二，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第四，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减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拍摄。
二※
没有千千万万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
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得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
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
“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三※
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四※
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唯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
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
在那个时代，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蚕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五※
麻烦的根本原因，是这六千字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只写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 0.0002 个字，这接近于0，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
大发肝火的原因，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主义。但如前所述，蒋决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个里边才死了一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不满的根本点，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官员、中国文人、外国记者，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不答应就不罢休，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造成了世界舆论，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的面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二十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农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扬扬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
六※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救灾运动。如果用总结性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和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出演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
七※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
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电影剧本 一九四二※
老东家看着这逃荒队伍，和上路时想的不一样，叹息一声：如果一个月能把灾躲过去，就该喂它料；要是过了一个月，怕是连它也得吃了。
==东家毕竟还是东家==
蒋介石望着窗外废墟和浓烟中的人群：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 陈布雷看蒋介石。 蒋介石叹口气：他们身上没有负担，他们尽可以与民众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