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
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处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
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方式的可持续。
当代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为主导、递次向外转嫁成本以维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生存的体系。在人类无节制的贪欲面前，最终承担代价转嫁的是“谈判缺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致有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之虞。
从历史经验看，新中国在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九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动员广大农村分担危机成本的，就能实现危机“软着陆”，否则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
序言 E7研究与南南论坛：探求南方的出路※
透过重读历史的真实经验，孕育创新力、构建新话语与新行动，突出行之有效的集体智慧。
==这七国……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我看也不必有维护世界和平的更高追求，抓紧研究怎么薅美帝国主义羊毛是正事😄==
我们支持代表99%的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欧洲各国爆发的反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群众斗争
概述※
核心国金融霸权趋向于法西斯化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核心国越是过度负债，越要借助“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推动成本对外转嫁；为此不惜制造冲突，甚至发动战争。
核心国家因客观上占据着“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资本输出获利”[插图]的全球食物链最顶端，而得以在增发货币的同时增发债务，并且势必以增发的货币购买增发的债务。也因此，才成为双向度地推进虚拟资本过度扩张的最大金融经济体。
此类“政治成本转嫁”的制度收益分外显著——竞争对手及非核心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不稳定，一方面有利于核心国资本趁危机之际收购有价资产，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本国。而对非核心国家的去国家化之所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即在于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实质性地解除竞争国家调控经济及管制资本破坏性流动的能力；或在其国家资本还未具备竞争力时，打压其相对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资本，扼杀其长远国际竞争力。
绪论※
先是因2001年美国爆发“双重危机”——以“IT泡沫崩溃”为代表的新经济危机和以“911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加强了这个核心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双重流出，遂使有条件容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出现经济一度勃兴的局面，也就有了被西方跨国公司粗略归纳出来的概念——“新兴经济体”。
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先后启动多轮量化宽松政策(QE)，大量制造过剩流动性，一方面推高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成功”地在贫困国家制造了通货膨胀诱发的“颜色革命”，同步向实体经济国家转嫁了经济危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确实在不断向外输出通货膨胀的同时，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低利率和低通胀。
核心国家之所以要利用金融全球化来大规模扩张债务，就在于其在“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单极霸权，要依赖“三种借债”才能勉强维持：一是借债消费（借边缘国家的钱维持核心国的无度消费），二是借债投资（借边缘国家的钱来占有边缘国的资源和并购边缘国的产业），三是借债打仗（借边缘国家的钱增加核心国家的军备，挑起区域冲突）。
美国这次撤出中东，采取的不仅是低成本撤离，而且是焦土政策，包括策动圣战武装部队及伊斯兰国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及引爆叙利亚内战[插图]。这不仅不用承担撤出的政治成本，反过来还祸及欧洲，防止中东成为欧洲的势力范围，尤其是避免欧洲整合俄罗斯及中东，建立石油欧元(Petro Euro)，使中东、北非及中亚成为泛地中海欧元区。与此同时，增加依赖中东能源的中国之成本，一石二鸟，同时打压欧元及人民币，维护美元的全球霸权
在社会经济资源分配高度不平均的情况下，个别机会主义政客和背景复杂的组织别有用心地转移视线，挑起族群或宗教等矛盾，把下层社会的愤怒引向排外的血腥冲突。
处于亚欧大陆边缘的欧洲通过向全球殖民扩张，既向外输出贫困人口，又占有资源产品借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进而，殖民地瓜分演化为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由此，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恩格斯指出的：连工人阶级都因分享了殖民地收益而淡化了阶级意识
“人生而平等”的前提是：白人基督徒，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必须是男人才能享有权利。
20世纪初，德国、日本等后起的帝国主义新秀积极扩张，英、法等老牌帝国为确保利益及延续本身的优势不断打压后起之秀，最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各地几百年来饱受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纷纷争取民族自主独立。资本主义核心国发现，在国外直接殖民的成本日益高昂；随着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先发国也在寻求产业升级。而且为了降低劳工成本、纾缓阶级冲突、降低国内环境保护的压力，先发国乐于向在解殖运动（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以下简称解殖运动）中诞生的民族国家转移低端制造业。只要先发国能继续掌握核心技术，并确保国际货币金融及贸易制度有利于资本输出国（例如资本自由流动），就可以利用其优势，以低成本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自然资源，并且把劳资冲突造成的社会不安，以及环境破坏等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对此，我们归纳为“成本转嫁”理论[插图]。
核心国家利用其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借由巨量货币增发来缓和流动性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则承受金融无序及资本大规模流出的风险。从昔日的赤裸殖民掠夺发展至今日的复杂金融化，成本转嫁的机制更上一层楼，核心国确保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制度中的寻租地位。
金融资本阶段所导致的全球经济风险增加、经济涨落周期缩短、金融危机频繁加剧、社会及地域贫富悬殊分化等内生性制度成本和代价，却比产业资本阶段要沉重得多。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正由之前的扩张周期进入收缩周期。陈晓晨和徐以升认为，美国的收缩表现为全面的战略大转向，包括：(1)不再像小布什时期那样不断增加军备，转而开始收缩；(2)不再全面出击，而是进行军事战略调整，除亚太以外整体战线收缩；(3)不再对盟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承诺，转而鼓励盟国自行承担义务；(4)不再奉行贸易领域的全球主义，转而推进区域化的贸易投资协议；(5)不再依赖进口能源，转向通过“页岩气革命”等，逐步实现西半球能源自给，进而向“能源独立”目标迈进；(6)不再扩张赤字，转而推行财政相对收缩；(7)不再通过货币政策为全球“输出增长”，转而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全球资金将回流美国。
近年美国在多条战线上展开重大的地缘策略调整部署：一方面，在亚洲延续2012年以来在区内拉拢形成“太平洋同盟圈”的策略，企图对至今仍然维持住了货币主权的中国进行孤立和围堵；另一方面，在欧洲则支持乌克兰的极右翼力量，引爆地区性严重军事冲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对立面，破坏欧洲和俄罗斯建立战略性同盟的任何可能性，以确保美国对欧洲的主导权；再利用“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制造乱局，祸延欧洲，以此拖累欧洲的经济复苏，打压欧元。
当人民币影响力开始上升，并意图成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结算及储备货币时，美国当前打击的对象，则将无可避免地从欧元转向人民币
一旦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第一和第二大国际贸易体）基于利益而结合，甚至可能建立某种货币同盟关系，则美国将更难打击欧元及崛起的人民币，美元的全球霸权或将不保。
随着俄罗斯高调直接军事介入，美国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地缘策略功败垂成，因此转而挑起中东地区主要盟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对抗，以什叶派及逊尼派之争为下一轮中东冲突的爆发主轴，并且把中东区内持续的军事和宗教冲突引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路的中东及中亚地区。
欧亚大陆乃至中东、非洲的和平大整合，是最根本动摇美元全球霸权而美国最不乐见之事。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朝欧亚非大陆和平大整合的方向前进，恰恰是美元霸权的最大绊脚石。
（中国现在21大类产业的2/3由外资控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破坏了供应链，连带造成全球化危机，美联储再度无限量QE，资产负债表增加到7万亿美元[插图]，大部分用于美联储直接购入美国各类负债；而获得资金的企业反身杀入股市，使得连续4次遭遇“熔断机制”的美国股市基本上“收复了失地”。
去国家化”是指核心国家利用国际制度安排、地缘战略和各种巧实力，削弱处于较弱势的主权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主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控国内经济及监管外国资本的能力（经济主权）；二是通过国家信用赋权而获得铸币权收益及调控本国货币的能力（货币主权）；三是维持国内社会稳定的管治能力（政治主权）。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预期，引发新兴国家货币汇率急挫
美联储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家集团组建的服务于金融资本获利体系的私人机构，但是，这个代表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私人机构做出的决策，却由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政府来贯彻执行，并依靠美国政府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迫使全球政府跟随。
人民币非自由兑换是政府得以直接干预汇率和利率的制度前提，它既是中国有效实行宏观调控的制度条件，也是长期遭到西方国家强烈批判的所谓“中央集权”。
过去数十年，国际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是蒙代尔三元悖论，即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中，只能选择维持两项的三难困境(Trilemma)
：只有在资本账户受一定管制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才有可能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决定全球金融周期的最主要因素是核心国家的货币政策。这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中银行杠杆水平、资本流动及信贷增长等重要事项。只要资本可以自由跨境流动，不管该国是采用哪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可能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中国面临的严峻考验，不只是要应对国际资本借此做空，还要减少外贸盈余和过剩外资进入带动的国内货币超过实体经济需求量的“对冲增发”。这部分对冲的货币增量在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短期内即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占增发总量之比超过80%，是国内金融过剩的重要原因
伴随金融市场化改革已经发生的“洗钱”风潮和大量资本外逃。对此应该警醒，若这时中国在核心国家压力下开放人民币自由汇兑，则势必发生对“做空中国”蓄谋已久的外资短期逐利性撤离和国内资本恐慌性抽逃，导致人民币灾难性贬值或国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这个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的资本流向变化表明，E7国家的双重困境的本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金融资本核心国借助推行金融自由化带动的危机成本转嫁：美国推出QE释放流动性，新兴国家随即发生海外资本大规模流入造成的通胀；美国结束QE提高利率，新兴国家随即发生资本大规模流出引发的本币贬值和资本市场被做空造成的财富损失。
第一部分 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全球格局重构下调整战略※
导言※
我们将E7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中国与土耳其，俱在产业资本走向金融全球化的阶段中调整方向；第二组是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俱受制于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部门并驾的二元结构，其产业经济难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组是巴西、委内瑞拉与南非，均始终陷入“单一”殖民地经济体系而无法自拔。
利用政府国债投资，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个措施维持了中国15年的高增长。可是，仅仅用对内投资来缓解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用长期产能过剩掩盖短期产能过剩，20年至今，长期过剩问题已经达到极限。
中国正遭遇到旧路径产能过剩和往前发展金融化风险的两难困境，不得不探寻第三条道路。中国领导人明确宣告，中国未来将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尤其乡村振兴作为国内大循环之压舱石，此乃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继续城镇化，把农民吸引到城市从事服务业。==
当下，究竟是加入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还是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前者意味着未来有希望也有困难，后者代表对过去的依赖，仍然有利益集团的惯性使然，所以印度徘徊不定。
==为什么不能都加入，难道这种协议还有排他条款？==
第一章 中国：产能过剩下发展模式的转型与金融化的矛盾※
这个变动的核心环节之一就是中美正在解除过去20年的耦合关系。中国正在被美国推向战略对立面，并且被当作排名第一的战略竞争对手（如果还称不上敌人的话）强制性纳入“新冷战”，采取各种手段实行“去中国化”。
20世纪末期，美国“产能不足”，长期靠中国的过剩产能填补；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资本流动性过剩长期填补中国投资中的资本投入不足。由此，一方面美国加快了金融化进程：越多贸易逆差，就带来越多资本顺差。另一方面，中国加快了全球化进程：越多贸易顺差，就带来越多对冲外汇增发的国内货币，甚至超过货币增量的2/3——从主权货币向外储货币的实质性转化，因而被动纳入对美国金融化构成的“再依附”。由此带来恶性循环——只有不顾资源环境及社会代价而增加出口，才能维持外汇储备增加，维持基础的汇率（币值）稳定。
相应地，与美国的经常项目失衡对应的，则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进出口在只能使用美元结算约束条件下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由此，造成中国国内的其他结构性失衡：内部需求不足、国内总供给过剩、居民高储蓄率与政府高负债并行……除了资源环境与人文社会加剧恶化之外，其他失衡均与美国的失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互补关系
中国央行只能被动地接受商业银行的大量结汇，并相应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支付外汇占款，遂使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被动地膨胀
由于美国近年推动内部再平衡及战略性调整，中美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减弱，美国市场复苏对中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也已经大幅下降，留下中国的内部结构性失衡愈加严重
我们需要恶补的常识是：“冷战”本质上是战争，是以不造成全面热战为底线，但最终必须“决出胜负”的战争，因而也就没有经济理性可言。这也是美国一方面通过支持各种涉及主权的“独”势力惑乱中国，另一方面则大规模调整军事部署并向中国周边增加战争压力的主要原因。
当时跨国金融资本在中国“屯兵”，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息差，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赚取汇率差价获利撤出。
跨国金融投机资本的策略在此阶段也发生了改变，就是利用中国加速金融化过程中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狙击人民币汇率，推波助澜，企图制造中国金融危机，希望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式的危机以更大规模在中国爆发，这样不仅可以劫掠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可以趁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收购中国的优质资产。亦即，就是希望俄罗斯卢布危机在中国重现。此策略一旦成功，将会是近50年来对中国人民财富的最大劫掠。
也就是说，核心国只有先借助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手段，对边缘国家实现“去国家化”，才能把这种“国家主权向本国货币赋权”形成的信用体系摧毁，才能彻底实现全球美元化与再殖民化。明白这个大格局，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美联储等于是世界的中央银行，向全球直接或间接提供流动性。但是，这种国际“公共品”不是廉价的。得益于美元流动性的国家堪称在经济上“吸毒成瘾”，总有一天要削肉断骨连本带利归还。
自20世纪70年代美元摆脱金本位以来，美国利用美元供应周期在其他地区制造危机并从中获利，主要制造了五次：(1)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强化冷战意识形态的同时，直接使用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拉丁美洲国家政变，使其形成军事独裁，通过把控此类集权政府实现经济再殖民化，拉丁美洲国家依赖跨国公司大量借入以美元为主的外债。结果：1979年后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拉丁美洲国家相继爆发债务危机，一方面集权政府先后垮台，另一方面，接任的民选政府大都堕入债务陷阱。因此，无论拉丁美洲国家哪一党派执政，都不得不屈从债权国的要求，虽然资源丰富却被跨国公司掌控，长期受困于殖民地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2)美国20世纪70年代大量吸纳日本出口，同时从日本回流巨额美元，再通过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一次性成倍升值。其后5年，日本虽然增加了海外投资，但国内也出现资产泡沫化。结果：1990年日本泡沫崩溃，“金融战败，GDP几乎零增长，由此进入失落的20年”，一定程度要靠海外投资汇回收益维持国内开支需要。(3)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以国家资本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促进俄罗斯经济实现市场化和自由化。结果：俄罗斯消费品短缺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造成卢布百倍以上贬值，工业解体；从第二超级大国地位退回到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以出售资源和军火为主。日本及俄罗斯的两次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两国推动经济急速金融化，催生了资产泡沫，其货币供应膨胀有一定的内生性。美国在日俄的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时顺势挤破。(4)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之后，开放军事技术于民用，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陡然兴起，拉动海外资金大量回到美国，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随之破灭。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公司再乘机回到亚洲新兴国家抄底。21世纪初，美国IT泡沫崩溃，连带形成房地产坏账和2007年次贷危机，接着在金融资本核心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后美国连续实行三轮量化宽松后，中国等大量出口并由此输入美元流动性的新兴国家的经济迅速泡沫化。2013年美国的量化宽松结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经济应声下滑，本币下跌，面临资产贬值冲击。2014年中国房地产大跌，2015年股市泡沫破裂，本币加快国际化的同时明显贬值。美元通过利率调整在过去四十多年时间里，大致出现一个“十年走弱，六年走强”的周期（见图1-2），是为养肥羊继而剪羊毛的周期。但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因为2007年的次贷危机而被迫延迟了，并且终于在2015年年底重新启动。
面对输入型危机，中国转而采取“逆周期做多”的宏观调控策略，更多地依靠增发国债，启动多轮基础投资拉动经济，以弥补出口下滑的影响
若从成本看，中国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工福利缺失，所以有人说，中国沿海开发区这些年来的发展其实是靠吃“环境资源租”及“劳工福利租”得来的。其结果表现为“两大矛盾（严峻的生态环境矛盾及社会矛盾）”爆发，以及“四大失衡”——地域发展失衡、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及经济部门之间的失衡。
从1998年开始，中国已经出现类似于西方1929—1933年发生的产能过剩的潜在危机。中国的解决方法也如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利用政府国债投资，引导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这项措施维持了中国15年的高增长。
仅仅用对内投资来缓解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用长期产能过剩掩盖短期产能过剩；如今，长期过剩问题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去将大规模过剩产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征用资源，特别是征地，这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山区的基本建设还连带发生了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
鉴于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生产过剩与债务负担问题愈加凸显，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以后很难再沿用国债投资来转移生产过剩的发展模式。经过20多年的全方位出口导向（所谓的全球化），中国当前的处境是：无论就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而言，走了几十年的旧发展主义路径正面临极限。
以WTO为代表的那种多边全球化贸易已进入尾声，当前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显著下滑，靠出口拉动增长已无以为继。接下来登台的，应该是以“区域一体化”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与此同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端，中国面临越南等具有更低工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而在高附加值端，除了个别少数领域外，还未能赶上美、德、日、韩等先发国。正是在这种恶化的外部条件下，中国迫切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以形成“国内循环”。
据估计，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前，1元人民币新增债务便能增加1元GDP，而目前需要4元新增债务才可推动1元的GDP增长；传统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均再难以扩张。扩大货币供应及以国债拉动投资已无以为继，出口增长率呈下降之势，消费也受收入分配结构性的约束，现在只能走优化结构的路子。
简言之，中国现阶段一方面需要加大力度保护环境，另一方面需要进行产业整合，压缩过剩产能。但那可能意味着失业率上升、地方税收下降，本来希望接收低端产业赶上国家发展步伐的贫困地区，最易受影响。
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环境红利等，所有短期获益而未支付长期代价形成的红利都基本耗尽了。于是有人寄希望于再来一次全面土改。要知道，1950年的毛泽东和1980年的邓小平无论怎样评价，其共同点都是在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给农民“平均分地”，主要靠“革命红利”和“土改红利”支撑中央宏观调控，才缓解了那个时代的大危机……于是，2019年著名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以“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为手段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并且明确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中国作为超大型“大陆国家”，在此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两个可以预期的前景：其一，向沿“一带一路”的地区提供中国过剩但沿路国家缺少的产能；其二，推动人民币的区域性国际化，即期望有秩序释放人民币流动性，并打造优质的人民币资产。
中国21世纪之初表现出的流动性过剩矛盾，主要源于过去长时间的外汇占款主导了基础货币供给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地加快基础货币供给，已经造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和M2货币供应规模（2016年3月末144.6万亿元人民币）均名列世界首位。在这种货币机制下，本应承担国家宏观调控职责的中国人民银行，其利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汇率政策“绑架”，陷入两难的被动局面。
某时段内，跨国金融资本热钱大量屯积，一方面乘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图利，另一方面赚取息差，低风险双重套利。不管是外汇储备增加还是热钱涌入，中国人民银行都需要相应增发本币，造成基础货币供给扩张。人民银行只好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回笼商业银行流动性，结果市场可贷资金短缺，利率攀升，造成企业融资困难。
而这一切，恰恰又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双重输出廉价商品及廉价资金，才促成以最低制度成本获取最高制度收益的美元资本大举进军中国。这样被称颂的“新型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确实是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的。其实际作用，使得本来应该供应中国企业的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被大量转移到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手里；反过来，再用中国送去的资金来收购中国的战略性资产，或者直接用于占领中国的市场。
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一次性出让70年土地使用权，从银行获得70%土地抵押贷款用于本地公共建设，而本届政府不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可见，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各利益集团分享超级地租而不顾后果。
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的因素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庞大的资源性资产未进入市场交易而留下巨大的货币化空间。据此来看，只要保持信用主权、依靠投资拉动增长，就会造成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双增加，则债务作为分子就可能会缩小。
金融部门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要求中国加速金融深化改革，为此而大量借鉴美联储私人银行家机构的制度和政策。与之相对应的是，服务于国际金融资本利益、盛行于中国知识界和政策界的新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同时推波助澜，倡议金融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大力推动金融深化改革。
农民工仍然具有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财产关系属性，这使他们成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勤奋、低对抗性、高纪律性的制造业劳动力，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贡献了最大化的制度红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无法解决第一次大战遗留的战争债务问题。
我们要保持清醒，在种种意识形态及经济理论包装之下，符合外部金融资本核心利益的政策就是推进农村土地的货币化、商品化及金融化。一旦财产关系改变，社会关系也会发生改变。如果改变这种农户与村社为两级产权主体的土地制度，农村势必失去过往数十年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换句话说：只要允许目前金融深化改革的趋势向农村蔓延，中国的社会及经济双金字塔稳态结构，将不复存在。
客观来讲，中国2015年多次发生的股灾和汇率波动，是中国金融资本纳入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之间发生的一场对决。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势必是原材料和能源最大进口国，也就在客观上造成国内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间接造成国内利率上涨、融资成本上升
为了防止股灾失控，中央政府动用大量国家财政资金，直接注资国有企业入市“做多”，抗衡内外投机资本“做空”力量
生产过剩压力下把社会累积的剩余流动性有序引入股票证券市场，以改善企业的融资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策略从应对危机本身而言是必需的，否则无处可去的资金便会有冲动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物业资产泡沫，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关键是如何防范金融利益集团绑架策略。
：俄罗斯危机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国内资产权贵阶层大量向国外转移资产。
金融化财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流动性获利”特质，决定了金融化资产拥有者内生性地跟从金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这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规律。任何新兴国家的政治家若是以为不断向“先富”起来的金融资产阶层让利，就可以吸引他们留下来同舟共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深切反思。
据此，当代的新金融帝国主义也是“非在地化的”，它并不需要占领其他国家的国土，而是货币霸权国通过各种地缘政治操作及巧实力，弱化目标国的主权，以极大化核心国的币缘-地缘利益。
这个过去每次遇到危机都强制推行国家逆周期调控、致使某些利益集团受损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既是中国应对核心国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比较制度优势”，也是西方软实力及其长期操控的中国学术界攻击的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2015年这一次中国的证券金融监管部门不紧急采取措施，那意味着当股灾全面爆发的时候，就给了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内金融资本集团一次极佳的通过做空来抄底的机会，那将会让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输得更加惨烈。这些年通过压低劳工福利、破坏资源环境所积累的实体经济的那点财富，将会先被打压得一钱不值，然后外部资本再一拥而入抄底优质资产。这就像俄罗斯1991年施行的在西方思想指导下的“500天私有化计划”的深化改革新政策，造成本币坍塌、产业崩溃。
要在从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之内，通过各种“非常”政策措施，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市场经济，实质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计划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这种方式，后被称为“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方式。
金融资本如此反复洗劫实体经济，对于金融资本短期来看或许会有好处，但是从长期看，当金融资本把所有的实体经济都金融化的时候，最终将因为多空大战不能继续做下去而导致自身的崩溃，那它自身也就走向了灭亡
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集中攻击目标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汇率，使其陷入金融及经济危机；或者挑起地区军事冲突，令资金大量撤出；甚至可以以各种理由直接进行金融制裁。其目的是攻击目标国的经济及金融体系，最终削弱其整体国力，达致不战而胜的效果。
在2015年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前，美国还不大可能像对付日本那般，只用一道《广场协议》便能使中国乖乖地自行金融切腹。据此来看，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随着内部金融深化及人民币国际化而加速推进的资本项目开放
中国容许外资评级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等于让外国人操控本国的融资成本。当条件配合时，只要这些评级机构下调对中国的评级，国内的地方融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甚至直接引发债务危机象征的国家信用危机。
也许中国的经济决策者有必要更多了解本书对新兴七国(E7)国家纳入全球化的教训的研究。如果不清醒认清中美正在解除耦合关系的重大币缘-地缘变动现实，还在一厢情愿地憧憬所谓的中美大国新型战略合作关系，以为单方面向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开放让利，便可以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那无异于给对方送上武器，再引颈待戮。
在E7比较研究中，我们吸取2015年中国股市的教训，认为金融管理部门应该加强防范金融风险。而对资本流动的适度管制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假设国际金融资本成功多方配合做空中国的金融市场，引发股市、银行和信托等领域的全面信用危机，中国央行在救市的过程中大量消耗外汇储备，外资撤出及国内富裕阶层把资产美元化并且转移到国外，便会同步爆发国际兑付危机。那么，接下来中国别无选择。国际资本一方面可以趁低廉价格吸纳中国有价值的资产，另一方面美国可以根据《中美投资协定》要求中国变卖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进行偿付，并且进一步瓦解中国的经济主权。[插图]如果中国因内部发生重大变革而拒绝履约，作为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制定者的美国，便可以启动它近年操作完备化的最低成本、最大杀伤力武器——金融制裁，[插图]更不用说能源及粮食禁运等其他贸易制裁武器。
2015年的这一次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为诱因的输入型危机直接造成2016年经济增速下滑，而如果“去工业化”造成的大批失业人员再也不可能回流已经被城市化破坏的乡村，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发生内生叠加外生因素的综合性危机的硬着陆，恶化本已严重混乱的社会局面
任何一个民族，必须有自足的或至少能维持基本粮食安全的农业生产力和完整工业体系，才算是真正独立自主的民族。
任何一个曾经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都必须兼备强大农业生产力、先进工业能力及货币权，缺一不可。
谁最乐意推进这些“先进”教育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呢？正是在“后冷战”阶段就已经把握住单极霸权的核心国家——不仅始终坚持直接补贴来保护本国的强大农业生产力和高科技工业体系，而且可以利用增发货币及其背后的金融霸权去操纵大宗农产品期货投机，以资本优势及价格竞争来瓦解他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最终得以使用粮食武器威胁他国主权。
目前中国综合国力的根本支柱，不是那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吹胀，然后一下子又可以被戳破的金融资产，而恰恰是基本农产品能够相对自给的农业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承接这套生态文明战略的载体，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乡整合；而非有关部门几十年坚持的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的反生态方式。
中国必须大力保育生态环境，优化产能及产业结构，提升国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不仅是增加现金收入，还包括环境、医疗、教育、文化等），共享发展成果。而从生产环节征税向财产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虽然应该扭转过往在“亲资本”年代制定、倾向资本利益、由雇员劳动者主要承担税负的财税体制及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制度，但这显然会遇到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则应该创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及保护生态资源的税收环境，并大幅增加资产持有、转移的税负，使资产性收益不过分高于产业平均收益率，以免资本过度集中，流向寻租性及投机性的金融化项目。
从核心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往往都会吸引一般中小投资者在高位时进场，变成实质上形同赌场的不平等零和金融博弈。
一旦外资逆转为净流出，就必然引发中国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更为吊诡的是，本来就只“善谋内事”而不善于金融资本国际竞争的财经高官们，在内心对美国主导金融秩序认同的情况下，却反过来被这种制度牵着鼻子走向中美金融资本对撞！
第二章 土耳其：地缘格局重构中的“土耳其症候”※
美国作为最大政治强权维护的核心国，其对外的国际债务往往是依靠全球霸权的军事实力和操控金融规则而得到无限展期，或者通过汇率操控而达到实质性的免除。这也是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美国“先进”制度的内在原因。
土耳其的发展不仅过度依赖外来投资，而且未在外资流入、收益有所增加的高增长时期有意识地形成良性产业结构，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借助国家干预培养出有效的内部发展动力。因此，土耳其的外资撤出风险是新兴七国中最高的。持续多年的贸易逆差及经常项目赤字、外债不断攀升、经济泡沫化，形成“土耳其症候”。
近30年来，土耳其经济是‘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数量看似增加，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急剧下降。”[插图]而这一点，对于采取私有化导向的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而言，是共性特征。
凡是无法在军事及政治上控制的国家，都必须颠覆其政权，引爆地区战争。于是美国、以色列扶植“ISIS”等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军事组织或反政府力量，接连引发了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难民危机波及欧洲，也间接削弱了欧盟及欧元的力量。
“一战”爆发的深层原因是德国计划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如果铁路修成开始运作，德国就可以连接西亚的贸易通道，接入广阔的中亚大陆，下面再接通波斯湾，避开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并打开通往亚洲的海路。换言之，英法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形同虚设。理论上，德国可以因此比英国更快速地动员大量兵力至远东，这将改变当时全球的帝国强权势力格局。
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考虑，是如何在撤出后防止它被收纳成欧洲后院，防止美国在区内影响力下降后导致区内石油结算与美元“脱钩”，出现石油欧元甚至石油人民币。可以说，美国日后的中东政策愈来愈趋向破坏性。换句话说，美国越是低成本退出中近东，遗留的麻烦就越大，或称“成本转移”就越大。
第三章 印度崛起之路：从超前金融化转向发展制造产业※
可是印度的各种制度，包括成本高昂的政治体制、低效贪腐的官僚体系、土地制度、种姓制度等，均成为发展的绊脚石。
二战”后，圣雄甘地领导下的印度经过长期反抗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1947年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随即，印度公开确立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由此得到苏联在工业化建设方面的战略性援助，除了设立资本密集的工厂企业之外，印度的科学技术和军队装备也得益于苏联援助。
为占90%的人口提供就业的非正规部门，恰恰为印度的经济提供了基于二元结构的危机缓冲条件。这类似于中国农村的农户和村社经济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非正规经济除了造成巨大的制度成本壁垒外，还对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具有难以替代的保护作用，这与亚洲这个原住民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类似——无论宣称何种政治体制，奉行何种宗教文化，遭遇经济危机之际，都是依靠治理成本最低的传统乡土社会来承载现代化危机的代价，实现城市产业资本的“软着陆”。
印度灰色经济的实际作用是，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人口生活在贫民窟，那里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只能维持低消费，也就客观上降低了少数正规部门就业人口的生活成本，反过来就淡化了正规部门经济波动对民生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实际影响。
中国大陆也同样依靠在农村推行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经济，一方面吸纳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内生性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另一方面集中劳动力，将之投入国家基本建设，替代因外部投资突然中断造成的极度稀缺资本，并为其后不同阶段的工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表现民族主义复杂性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贫穷民众无法负担昂贵的专利药物，因此，印度本土发展出蓬勃的仿制药物产业，直接“侵犯”外国企业的专利权。印度政府为了照顾贫穷人口的需要，也不愿意签订有关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外国制药企业因此很难在印度本土具有竞争力。
印度民间政治与社会经济按照潜规则运作的基本特点，使得任何按照印度政府发布的正规制度运作的外国产业资本都会遭遇两难，只要不理解或不顺从非正规部门的潜规则，就都难以在印度市场具有竞争力。
外资企业进入印度市场，虽然需要学习印度的市场潜规则，但如果按照印度本土企业熟悉的“游戏规则”进行竞争，关系网络、风俗习惯等方面均比不上本地企业，势必处于弱势。[插图]尤其在面对某些腐败政府官员时，可能会遭受比较大的挫折。因此，总体而言，印度的营商便利排名在全球130位，正常条件下难以吸引外资进入一般产业。
尽管印度移植西方政治体制，建立了一个全球最庞大的“形式民主”的政体，赢得西方的一致称誉，但不等于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全面的管理体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在核心国家引领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经济结构的阶段性调整，到21世纪初已经完成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历史性演变。与这个客观过程相伴生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币缘-地缘”新战略。
中国在同一领域中的做法值得注意：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维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些年份投资对GDP的贡献超过50%。但基本建设投资的主体是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大型企业；占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也收归国家所有，同时也承担大幅度增加投资形成的债务和收益。据此，中国也有基本建设投资效益低、回收期长的问题，但可以在国有经济内部调整，甚至可以在国家直接核销银行坏账的同时向银行注资。
只要发生长期逆差，就会不断累积债务，连带压迫本币贬值，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稳定。
本币币值下跌，利息及还款成本无可避免地上升，增加了企业偿还债务的压力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在新地缘格局下的区域性海洋大国※
这些出口品的价格波动，在21世纪的金融资本时代并非由供求决定，而是由核心国家不断扩张的金融流动性进入期货市场的规模和进出频率决定
综合多种因素分析，由于经常账户较长期录得逆差、高度依赖大宗商品贸易、债券收益率与美国金融资本过度关联，印度尼西亚可谓亚洲主要经济体中最脆弱者
实际上21世纪是印度洋—中国南海的世纪，或者印度洋—中国南海—西太平洋世纪。这些海域布满全球最繁忙的海洋航运线，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只会愈来愈重要。
目前，整个东亚依赖的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航运线，将会转向从南印度洋穿越印度尼西亚进入中国南海。届时，区内地缘战略布局将出现重大改变。
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路径上埋伏着发展主义陷阱的典型症状：纳入全球化派生的贸易与资本账户双赤字，及其造成的国内高通胀、汇率急剧波动、财政赤字恶化，乃至继之而来的社会及政治动荡。
第五章 巴西：替国际资本打工的债务国※
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各国今日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殖民化时期遗留的单一经济结构这种内因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却遭遇外因改变——西方核心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恶性扩张带来了巨大成本转嫁。
但实际情况却是，因为市场保护、缺乏有效竞争，这些国内企业往往不思进取，外来投资者也没有带来先进技术或管理模式，而是单纯利用本地的廉价生产要素，以致国内产品质量长期无法提升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水平，但本国消费者却要付出昂贵价格，经济缺乏活力（中国的汽车市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较合理的发展策略应该是一方面利用政策把外资引导至讲求技术创新、具充分竞争的实体产业部门，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具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该限制外资进入投机性及寻租性部门，尤其是天然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本身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引入外资或竞争并不会特别提升效率。当然，对投机性资本实行合理的管制也是无可厚非的。
换言之，巴西12年间参加国际贸易，出口了不少珍贵资源，实际上是为外国资本服务。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近一半是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上。
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也像美国那样寄希望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恰恰忽略了美国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向制造业国家输出作为全球结算货币也是储备货币的美元……
只有未被西方殖民化的中国维护了国家核心经济主权，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只允许外资进入实体产业，并以本币增发对冲外资来推进本国信用快速扩张。由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既完成了工业化，又由国家掌控足够庞大金融资本的经济体，尽管中国自主工业化和自主金融化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第六章 委内瑞拉：资源主权国的困局※
委内瑞拉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殖民主义经济留下的恶果：长期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及少数人占有大量优质耕地且不用于生产粮食。由此，造成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及日用品工业发展停滞，其结果是粮食及日常生活所需品都需要大量进口。
—委内瑞拉收回经济主权的斗争很不彻底，尤其在收回石油主权的同时，没有及时掌控跨国金融资本流动。遂在核心国家转移自身危机的过程中，承担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和代价，造成了输入型危机。
新门罗主义的不同，在于减少赤裸裸的直接军事介入，而更多运用软实力(Soft Power)颠覆，利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旗帜，利用网络新媒体，动员中产阶级，尤其是受美式教育体系灌输思想、消费美式文化长大、无条件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年轻人参与政治运动，推翻不亲美的政权。它的执行媒体，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智库及基金会
我们的研究总结了一条规律：任何具有一定地缘政治分量的国家只要收回或坚守本国的资源或货币主权，就难免触动跨国资本之利益，也势必受到跨国资本母国及本国利益集团的敌视。
世界放弃黄金本位之后，任何不可能取得国际结算货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发行的主权货币就都只是“软通货”，遂使得各国都得主要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并以此作为本国货币被市场接受的依据
第七章 南非：深度割裂的两极化社会※
2013年年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逝世，他获得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高度评价。这种包括前宗主国的众口一词的肯定，也许表明了另一种对西方更为有利的意义——他带领国家沿着西方给定的道路在形式上结束了种族隔离，体现了西方给定的“普世价值”，但让渡了国家本应从殖民者及其跨国公司那里夺回的经济主权。因此，跨国公司掌控资源资本化收益所内在的经济不平等仍然深刻地割裂南非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有色人种表面上获得了被作秀拉票游戏表达的政治自由，实际上能够改善社会生活的经济自由仍遥不可及。
信用评级这类制度，本来是由核心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的软实力之一。
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通过谈判而非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往往要承接前政权的债务，并因此堕入“发展陷阱”，久久不能自拔。
在缺少“革命红利”的土地分配条件下，依靠政治谈判让渡了经济及资源主权而被承认的国家，很难建立稳态的社会基础。
结语 新兴国家未“新”何“兴”？※
上述新兴七国(E7)比较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主要是两个论点：第一是“成本转嫁论”，第二是“二元结构承载危机软着陆”的作用。后者接续并对应前者：能够让转嫁而来的输入型危机得以软着陆的载体，并非麇集于城市的现代化的正规经济部门，而是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的非正规部门。
总结过去5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其成本转嫁机制一直在演变，可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前400多年列强通过侵略、殖民等方式直接对外掠夺；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先发国通过产业转移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资源，并转嫁成本（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矛盾等）；第三阶段是1971年后核心国向金融资本主义进一步深化发展，借由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向全球输出流动性，从中获取巨利，却同时散播危机。
更多通过教育、科研、文化、艺术等被认为西方优越的“巧实力”进入发展中国家，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利益。
E7国别研究表明，边缘国家越是高度城市化，危机烈度越强，后果越严重！反之，包括乡土社会在内的非正规部门占比越高，这种输入型危机软着陆的可能性越大。
这就要求区域合作板块中的国家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缔结不同规模的地区性货币及贸易联盟，努力打造能够有效弱化输入型危机的地缘战略纵深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主动与土耳其的能源通道战略有机整合，两国地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发展的历程有相似性，亟须开展战略对话；并且要尤其警惕核心国的软实力攻讦和巧实力运作。
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
具体来说，量化宽松的主要效用是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与降低资本成本，缓解流通中的资金紧张，避免更深层次的金融系统性危机爆发
增发的美元更多进入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造成价格陡然上升，一方面向“大进大出”的实体经济国家，尤其是向未能改出单一经济的殖民化国家转嫁通货膨胀
美国实际的情况是：1996—2010年美国累计产生6.98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逆差的60%，但同期其对外净债务却只增长了2.3万亿美元，亦即在表面严重失衡的贸易赤字下，美国通过金融效应获得的收益高达4.6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2001—2007年获得，为3.86万亿美元，占同期美国GDP总额的4%。这被国际学界称为“暗物质”的国家间财富关系，其实在本质意义上表征了在当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里不同国家的不对称地位。这是新兴市场十年繁荣、表面贸易失衡背后的真正失衡。
可以说，这4.68万亿美元差额的收益，就是美国1996—2010年对全球征收的铸币税(seignorage)。更何况，美国对于那2.3万亿美元债务的履行义务有多少约束性，以什么方式来履行，都还是未知的问题。退一步讲，也不过是印更多的美钞来支付利息而已。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要求美国让渡重要资产权益来偿还债务，不像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债权国对债务国的绝对主宰权那样。
日本曾经一度有挑战美国霸权的鸿鹄之志，但金融泡沫爆破后在漫长停滞中挣扎，已经全面附庸于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在这样的全球格局中，美国之所以能够依赖债务（维持高杠杆比）来扩充其经济及政治军事强权，其基本条件仍然是以E7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体系，积累巨额美元储备向美国贡献铸币税，以及贸易盈余回流美国，并且只能用于购买回报率较低的美债。而为了维持实体经济国家贸易盈余、资本持续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必须维护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
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与美国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实质，一方面等于向美国“进贡”廉价资金，使美国长期成为外部资金流入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国家却要为此承担极高的国内融资成本，造成国内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严重受阻。例如，直到2015年1月，中国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就在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仅仅获得极低的回报率的同一时期，中国国内却出现因融资难及贷款利率高而使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的现象。
当代全球化的本质乃是占据全球体系核心位置的欧美先进经济体仍然借着无限度的信贷膨胀，在全球金融化体系里进行制度寻租：一方面把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则榨取全球自然资源及实体经济国家/部门的人民之劳动成果。这就是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进入高级阶段的历史过程。
但这个庞氏骗局的游戏不能一直玩下去，否则总会迎来资产负债表爆破的那一刻（明斯基时刻[插图]），而且已经创造出来还未爆破的虚拟金融价值需要像吸血鬼一样从外部榨取实体价值来支撑。实施的关键环节一是有秩序结束量化宽松，二是重返加息周期，引导资金回流美国市场。
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其全球货币霸权及话语权，塑造一个有利于其自身的全球贸易秩序；美国输出美元流动性，换取其所需的全球资源及劳动力成果；以贸易赤字形式流出的美元，又以国债的形式大量回流美国，维持国内低廉资金成本，支持美国企业获得廉价资金在全球进行竞争，并收购新兴经济体有价值的资产，并加速其金融化；而国债又支持政府的财政支出，继续维持其绝对的军事优势。
美国将实现“能源独立”，因此比欧洲、日本、中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享有更大的能源安全优势。
只要能够以硝烟弥漫的中东沼泽地拖住思想陈旧、缺乏统合意志的老欧洲，也就压住了欧元崛起的势头。
然而特朗普在2017年当选美国总统，并于上任后宣布美国退出TPP，阻断了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化进程。靠打着民粹主义旗号上台的特朗普是美国政治精英集团的圈外人。所以，原有的精英阶层对特朗普口诛笔伐，并试图弹劾推翻他。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试图以重商主义来维护美国的利益，这未必符合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特朗普和传统精英集团经过一番磨合后达成某种共识，还是最后屈服，有待日后局势发展来看。
专题2 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与美联储签订货币互换，如果规模提高，甚至到无上限，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需要积存巨额外汇储备；即便保有外汇储备，在出现危机时，也没有必要出卖资产变现，来应付国内市场的美元需求。
过去20多年，发展中国家为了防御可能的金融危机，努力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但它们辛辛苦苦并且以极高成本（压抑国民福利、损耗环境资源等）所构建的外汇储备防御体系，其对危机的防御效力，实际上不如五家央行与美联储签订的长期货币互换协议。处于外围的被动角色的新兴国家，日后将继续承受国际金融无序波动的压力。
核心国六方货币联盟明显不是着眼于稳定全球流动性的大局，而是服务于集团利益，否则，很难想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新兴国家的中国，以及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第二大人口国家印度，竟然都被排斥在外，而且这种排他性的西方金融资本联盟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地区稳定。
如今，全球金融核心区形成具有排他性的货币联盟，再一次重蹈与冷战同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覆辙。本来是为了避免恶性无序竞争导致悲剧性恶果而共同形成的国际货币稳定机制，现在却变成某些金融资本强国为了巩固自身利益而以邻为壑，这当然会加重核心区对边缘国家的成本转嫁，恶化全球的不平衡。
专题3 新核心同盟之二：TPP——殖民主义的“去国家化”※
根据有关披露，发展中国家纳入TPP有三个“去国家化”承诺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对主权国家赋权货币产生的金融信用做“去国家化”承诺，以实现跨国资本“无边疆”地自由进出任何国家。二是对主权国家法律体系的“去国家化”承诺，以保障跨国公司不受投资所在国的法律制约，相当于重申老殖民主义时期的“治外法权”。三是对主权国家安全基础的“去国家化”承诺，切断政府与国有资本的关系，取消政策优惠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在危机爆发时不承担国家逆周期的调控任务。
美国本以为可以借自由贸易完全打开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并发挥本身的金融优势，全面支配中国经济，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不全面开放资本市场，不肯让渡经济主权，结果成就了中国加工贸易型的制造业。
核心目标正是产业经济和资源经济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TPP的要求比WTO更直白、更赤裸裸，就是要求加入者向以美国为首的跨国金融资本让渡更大的经济主权，乃至于管治权，实质无异于“去国家化”。
这份号称21世纪最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在ISDS方面实则也并无新意。如果我们不善忘历史，就会记得中国在半殖民时代，也曾经出现租界这种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的制度。TPP无异于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里设置了一个经济租界。
专题4 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
美国看准欧元有先天缺陷，那就是缺乏作为主权货币所必需的内部政治统一性。于是，美国积极介入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就是冲着欧元去的。在1999年欧元诞生之际，美国在欧洲的火药库巴尔干半岛煽风点火，无异于放大欧洲的政治不稳定性，尤其是挑起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似乎是通过科索沃战争来凸显欧元的先天缺陷的：信贷基础主权的不确定性、矛盾性及不稳定性。
同样试图将结算货币从美元改变为欧元的还有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所以美国视伊朗和朝鲜为“邪恶国家”。这其实跟宗教、文明、意识形态也没多大关系。
说到底，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国际币缘-地缘政治里，鲜见正义之师，有的只是各自的利益盘算。
俄罗斯近年倡议建立欧亚贸易区，整合贯通欧洲和中亚的苏联成员国。换言之，整个亚非欧大陆的核心区将变相成为“欧元湖”(Euro lake)，其连锁效应可以很大。如果以欧、俄、中亚为核心，再联结上中国、中东及非洲，美元在整个亚非欧大陆的影响力将大幅下降，只剩下“泛太平洋美元湖”(Pacific Dollar lake)。这才是影响美国接下来20年、50年乃至100年国运的重大地缘格局重组。因此，欧洲和俄罗斯走得太近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必然不惜一切离间欧俄。唯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乌克兰事件的意义。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了自己的一时利益而培植及利用极端分子，昔日较突出的例子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基地组织拉登，最近的例子是“伊斯兰国(ISIS)”。这一次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法西斯极端组织搞了次实质上的政变，把一个合法的民选政府拉下台，[插图]引爆乌克兰内战，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对立面，切断了欧俄货币同盟的可能性。
欧元无法成为主要国际商品的结算货币之一，则没有可能挑战美国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也无法在全球进行制度寻租，享受全球铸币税的庞大利益，那就只能在内部榨取弱国来维持金融收益率。这正是欧元的困局。
专题5 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
欧元：企图成为足以挑战美元的全球性货币。为此要巩固欧盟，在欧元区内打造优质的金融资产池，成为避险资产，吸引全球资金流入。对此目标有利的战略：与俄罗斯结盟，利用俄罗斯把中亚整合成欧元区的附属经济区域；趁美国撤出中东，建立石油欧元，收纳中东成为欧洲的后院，再加上北非，使整个环地中海区域成为庞大的“欧元湖”。
人民币：面对产能及流动性的双重过剩（工业、商业、金融三大资本过剩），亟须输出工业产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便向金融为主的第三产业升级。对此目标有利的战略：中韩、中澳、亚洲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制造业向中亚、南亚、中东、非洲推进）。
(2)美国利用日本及南海诸国来牵制中国。战略目标如下。利用TPP阻止亚洲贸易一体化及货币同盟出现。打压人民币，使其不能上升为区域性强势货币。推动中国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美国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牟利。最理想结果：使中国经济殖民化、美元化；中国失去有效管治，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国家资本推动足以抗衡美国利益的政策。
美国优点：拥有美元霸权，军事强势，拥有雄厚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仍然是全球资本高附加值的主要创新源头；政府有清晰明确的战略思维，国家政策与资本利益高度一致，群众支持国家，精英对国家忠诚，政治稳定；资源丰富，本来是最有条件自给自足的丰裕国家。弱点：愈趋向金融化，隐含系统风险愈大；体制成本高昂，需要庞大的全球资本流动维持；同时开展大西洋、太平洋两个金融战场，容易犯战线过长的战略错误。
2.欧洲优点：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经济结构较完整及多元化。弱点：欧元的主权信用基础不稳定；欧盟欠缺政治统合性，国家之间有利益矛盾，宏观战略不清晰；政治家、精英和群众对美国战略打压缺乏清醒认知；能源供给更多依赖教派对立、政局混乱的中东地区和“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俄罗斯。欧洲政治精英过去十多年的表现缺乏连贯长远的战略思维，总是处处被美国牵着走，陷于守势。甚至对美国打击欧洲的战略仿佛懵然不知。例如，美国军事打压利比亚、叙利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欧洲竟然凑热闹，以为可以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结果捅到了马蜂窝。“ISIS”正如以前的拉登，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其是美国制造出来的工具，欧洲情报机关（也许除了MI6）[插图]以至政治精英可能至今还是懵然，起码是束手无策。当然，欧洲强国也有本身的帝国主义行为，例如法国出兵并分割马里。
3.中国优点：政府有较清晰明确的战略，具有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完整的工业结构，具有广阔的大陆战略纵深。弱点：经济上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金融上对美元依赖度过高，这种双重逆向选择正在重归“依附性”。主流深受美国软实力熏陶，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内部结构性矛盾严重；所依赖资源及市场均在美国的战略覆盖下。美国现在虽然是大西洋、太平洋两条战线同时开展，但对中国的战略性打击力度，绝不会弱于过去十多年对欧洲的打击，而且因坚持冷战意识形态而手段可能更赤裸裸。应该避免像某些分析家那样过于强调美欧的对立，一厢情愿以为中国可以作壁上观。两边逢迎，趁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是不切实际的实用主义想法。如果欧元解体了，欧洲人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很差。可是一旦人民币解体或中国经济彻底美元化，中国民众将会很惨。当然，指的是只能留在中国的国民，而不是那些到时早已席卷资产、携眷移居美欧的精英们。中国的困窘处境，也是新兴国家的处境。或者反过来说，那些无法维护货币及经济主权的新兴国家当前的困局可谓前车之鉴，一旦中国无法维护其货币主权，也将无可避免地面对拖垮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
专题6 中国2015年股灾背景及过程※
在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采取以国企承载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地方政府作为招商主体大力吸引外资的形式，虽然极大地节约了政府与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但也种下了矛盾，不仅造成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生态环境恶化，而且因对私人部门构成“挤出效应”而被指责为“国进民退”，由此而有对市场和民资、外资让步的一系列改革。
中国外汇大量增加，只能回流美国的国债市场而形成对美国债务经济的直接互动，反过来加速了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最终造成了中美双输博弈——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那边美国用量化宽松化解了危机，这边剩下中国面对自身的资产泡沫危机。
从2003年开始算起，中国政府在10年中创造了3倍于前一届政府的投资规模，拉动GDP实现了连续10年的“黄金增长”的同期，资金却逐渐从实体经济析出，大量进入房地产，使地产和房市严重泡沫化。2012年开始的新一轮实体经济下滑周期中，大量资金涌入投机领域，导致资产泡沫急剧膨胀
金融大鳄只能把巨额资金囤积在香港，把港股指数炒到全球最高的25000点以上，反过来又造成香港经济只能饮鸩止渴地更多依赖资本市场，不断推升其对内地经济的寄生性；而香港越来越严重的寄生性金融资本经济如同美国一样，不可能创造就业，遂派生出香港普通年轻人机会很少的问题。于是，各种势力借香港社会衰落之机兴风作浪也就难以避免。这不是那些街头政治家及其背后巧实力玩家所热衷的自由选举或法制问题，问题根源在于香港金融资本膨胀，实体经济中空，社会财富分配日趋贫富悬殊。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程可以简单归纳为：①被金融化；②金融货币大危机；③实体资产被超低定价；④资产被贱价收购。对照可知，策动金融灾难，把几十年积累的美元储备赚走，还只是第一步；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只有把实体资产贱价收购了，那才叫真赢了。
专题7 中国债务的四个层次※
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税权矛盾。所谓改革，实质上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和债务风险越是上交中央。可见，中国的体制下，任何地方的债务和金融坏账无论有多严重，地方政府都不会破产；其风险上交、集中到中央，则促进了国家主权信用扩张——对应赤字增发国债和外汇占款增发货币。地方政府及其经营的企业因此享有无形的中央政府信用保证，所以地方有强烈的债务扩张冲动，致使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规模、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杠杆率均大幅提升。2011年后，大量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情况。[插图]
专题8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与两难困境※
过去20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畸形状态——中国在美赚取大量贸易盈余只能以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低廉资金，再涌入中国投机牟利，实质上使中国加速了“被金融化”。
大量的美元涌入中国，以外汇占款形式的货币增加供应，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当产业利润率下降，资本离开制造业，而货币供应却仍然增加时，在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增量的情况下，便催生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包括现在各方热烈讨论的农村土地流转。
为维护美元霸权，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搞再平衡，炮制钓鱼岛冲突，暗中支持日本右翼势力再上台，令21世纪初《清迈协议》所展望的3+10亚洲货币同盟胎死腹中，以此保住了美元在亚洲的地位。此外，美国更积极推动排他性的TPP等，确保美洲、太平洋、大西洋继续成为庞大的“美元湖”，这可是关乎美国未来国运的核心战略。而中国作为回应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倡议，则是要突破美国太平洋同盟的围堵，依托广阔大陆纵深，在大陆和海洋交接的边缘开拓次海权，尝试在亚欧非大陆打造一个“人民币湖”(RMB lake)（“一带一路”的相关问题将在下一专题进行分析）。
首先是“一带一路”，部分是输出中国的产能——输出基础建设及工业化模式，拓展区域化的平等互惠贸易伙伴关系，它可以促进中国国内制造产业的发展，为此，它需要配套的区域性国际金融及货币制度安排。这就像“二战”后美国为了向全球输出商品，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发起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必须配合人民币与区内货币互换协议，打造一个非美元贸易结算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是区域性国际化而多于全球化。这要靠中国开拓多边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打造一个区域性的“人民币湖”。
既要使用金融工具推进“一带一路”，又要有效控制金融集团的过度扩张，这对于中央政府的深改设计来说，是个难度很大的挑战。
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护货币主权，顶住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避免中国的出口部门受挤压，更是为了防止大量流入中国屯兵的投机性资金借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套利
专题9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布局和挑战※
中国自汉唐以来对西方的贸易，为伊斯兰世界在西亚和中亚大陆的兴起提供了沿着商道扩张势力范围的利益驱动。长期处于贸易逆差造成的白银危机压力下的欧洲，为开拓绕过伊斯兰世界的东方贸易路线进行航海拓展，最终变成海洋强权，由此开启了世界近代史。西班牙、荷兰、英国交替成为海权大国，最后是美国。
美国势必通过各种策略加强对中国的打压。譬如，在明的一面，挑起东亚的地区冲突，以及调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策略（如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上的重要环节，现在，美国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有可能就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平衡中国在区内影响力的因素而做出的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在暗的一面，加强和中国内部的资本利益集团（包括执政集团内外）结盟，夺取未来中国发展政策的主导权。
处于弹丸重地的新加坡很清楚自己的生存之道。西方人推崇李光耀，因为他是最坚定的冷战斗士，自20世纪60年代就高调宣布支持美国介入东南亚。奥巴马甫一上任，李光耀极力劝美国重返亚太，搞战略再平衡。他不光是嘴巴上说，还给予了实际协助，比如给美国提供军事港口，协助美国在东盟区内的军事部署，并获得整个亚太地区最先进的美国军备（某些装备规格甚至超越日韩）。
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数代领导人都和李光耀颇有交情，李光耀还曾提倡亚洲价值（即威权政治+高效能政府+政府公司主义），但是新加坡始终不会成为中国的盟友。
中国渴望打开另一条无须经过马六甲海峡、从中国西南部接通印度洋的货运通道，例如，促成泰国百多年来一直想开通的克拉运河，或者帮助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建造大型港口，再以铁路连接中国西南，在区内建立港口同盟等。目前，无论是试图高铁换泰国大米，还是在缅甸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都是在和新加坡背后的美国角力，形势都不明朗。此外，中国正式租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样就可以绕过地缘形势复杂的印度洋，把中东的原油经巴基斯坦直接输入中国（但是基础建设成本较高）；另一条路线选择是南下阿拉伯海，借道斯里兰卡，这样就在印度之外多开辟一个印度洋的中转港口。
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一种货币的力量取决于一国之政府与民间组织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但在金融资本阶段，信用货币的信用来源主要是国家政治和军事强权。据此来看，美元作为世界信用货币的强势态度，当然首先取决于其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开支占了全球军费的四成到五成，位列世界第一，比紧跟其后的10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原则上可以在两大洋上同时打两场战争（虽然最近开始调整这个军事原则）。
美元价值的最根本基础除了独占鳌头的军事政治强权之外，就是美国的垄断性提升资本附加值的创新能力。
中国一直强调，亚投行等只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不排除合作关系。按照矛盾论原理，将来能压垮美元的，估计只有愈益虚拟化的美国金融体系本身。
美国在各地缘板块的战术都是分而治之，即在区内挑起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然后就可以从中渔利。如果欧洲和俄罗斯结盟，整合成一个强大的欧俄和中亚，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不愿意欧洲和俄罗斯走得太近，美国借乌克兰危机挑起事端，而且态度强硬，就是要把俄罗斯推向欧洲的敌对面。换言之，美国的欧洲政策，很难再与欧洲的利益完全一致了。欧洲各国在亚投行上公开与美国决裂，可能也反映出盟国对美国的欧洲政策有一定的不满。
亚太地区。韩国和澳大利亚本来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棋子及TPP的重要成员，但它们最后还是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加入了亚投行；只有日本因得到加强军事扩张的机会而表示自己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
美国实际上不想朝鲜半岛统一，以免亚洲演变成稳态的三足鼎立，日韩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更何况朝鲜半岛一旦统一，愿意放弃核武器吗？恐怕它最终会选择在军事上独立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亚太政策与韩国的利益很难说是一致的。
现在，日本同样面临资本过剩问题，同样渴求输出基础建设产业，其国内的资本集团渴望日本加入亚投行。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就倡议成立亚洲稳定基金，让日本成为领导亚洲的金融力量，结果被美国否决了。日本主导亚洲开发银行，最后还是要仰美国的鼻息，区内每年8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需求，亚洲开发银行只批出135亿美元，表面说辞是环保、人权等高标准，实质是要配合美国的政策。现在，日本右翼集团表面上是为了意识形态，而实际上为了重建日本军事大国的地位而坚持站在美国背后。短期来看，美国的海权战略与日本的军事扩张利益一致，但长期来看就很难说。
海湾战争后，拿着大棒子送上美式自由民主，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主调
这几年，美国的外交意识形态悄悄地转为“大棒子+安全”，即指面对日益严重的地区冲突（虽然这些冲突的大部分根源都是美国），需要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介入。
而“一带一路”的意识形态，是和平发展。即搞好基础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自然会减少冲突，变得和平。无疑，和平发展，要比美式的“大棒子+安全”更靠谱。毕竟，贫穷和不公义，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但输出基础建设的发展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区内各种社会问题爆发
决定“一带一路”成败的关键，是核心价值的话语竞争力。中国必须形成一套内生性的社会公义论述，来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自由话语及其外推的制度变迁软实力。
中国的知识生产者需要把中国经验中的积极因素提升为一套可以输出的东方（或乡土社会）式社会公义论述，才可以把“一带一路”上升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话语软实力。换言之，“一带一路”需要更深厚的社会公义思想和文化内涵。否则，它面对亚非欧大陆上的多样民族、多元化文明，在遭遇地区冲突时，将显得苍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