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什么说世界历史就像洋葱一样？※
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地区很有启发性，往往在一小片地理区域中就有多种多样的社会。还有些读者可能会赞同本书一位评论者的看法。这位评论者半开玩笑地写道，我似乎把世界历史看作了洋葱，现代世界是最外面的那一层，在寻求理解历史的过程中要把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没错，世界历史的确就是这样的洋葱！不过，将洋葱层层剥开的过程令人着迷、充满挑战，对于今天的我也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力图以史为师，以往鉴来。
开场白 亚力的问题※
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
本书可以这么交代：“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第1章 人类社会的起跑线※
人类的历史大约始于700万年前（学者的估计在900万—500万年前），那时有一群非洲猿分化成好几个群体，其中一支演化成现代的大猩猩，一支演化成两种黑猩猩，还有一支演化成人类。
大约在50万年前，人类的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与直立人有分别，他们的颅骨较大、较圆，曲线柔和。5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欧洲人，头骨已和我们相当近似，所以学者不再称他们为直立人，而将他们归入智人（Homo sapiens）。这种区分当然是武断的，因为智人是从直立人演化出来的。
那时，澳大利亚还没有人迹。原因很简单，东南亚的人得乘船才能到那儿。美洲也没有人迹，那得等到欧亚大陆离美洲最近的地区（西伯利亚）有人烟之后，或许那些人还得懂得造船。（今天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浅浅的白令海峡在冰期由于海面的升降，有时是海峡，有时则是宽广的洲际陆桥。）然而，不论是造船，还是生活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都不是早期智人做得到的。
喉头的演化是关键，这是现代语言的解剖学基础，而人类的创造力又依赖语言。其他学者则认为大脑组织的变化（尽管脑容量没有变化）才是现代语言出现的关键。
“现代人类起源于某个地区，然后扩散并取代其他地区的人类种群”这个理论，在欧洲的证据看起来最强。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农人来到欧洲，他们的形态接近现代人类，武器先进，还有其他进步的文化特征。不到几千年，已在欧洲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而原本他们是欧洲唯一的人类种群。从事情发生的顺序看，很有可能是克罗马农人凭借先进的技术、语言能力或脑力，杀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这两种人曾经混血。
因此，人类定居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是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到达那里非得有船不可，而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船只的证据。直到3万年后（距今1.3万年前），世上其他地区（地中海）才出现了使用船只的铁证。
人类定居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是人类第一次使用船只，也是自定居欧亚大陆后的第一次地理扩张，此外，也可能是人类第一次造成大型动物大规模的灭绝。
非洲和欧亚大陆上大型哺乳动物大都至今犹存，因为它们和人类的祖先共同演化了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有充分的时间演化出对人类“敬而远之”的本能，毕竟我们的祖先当年的狩猎技术还不太高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改进。而对渡渡鸟、恐鸟，或许还有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来说，技术精良的猎人像是从天而降，根本没时间做演化准备，只好走向灭绝。
因此，我认为人类导致巨型动物灭绝是极有可能的，途径有二：直接的——将它们宰来吃，间接的——人类破坏了它们的生境。但是，过度猎杀假说也好，气候假说也好，不管哪个正确，巨型动物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灭绝都对人类之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巨型动物灭绝后，人类就没有驯化大型野生动物当牲口的机会了，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没有土产牲口。
人类移居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后，地球上5个可居住的大洲就有3个有人定居了。（在本书中，我将欧洲与亚洲当作一个整体，我也略过南极洲不提，因为人类直到19世纪才抵达那里，而且那里始终没有自给自足的居民。）另外两个则是北美洲和南美洲。人类最后才到达那里定居，理由很清楚：美洲与旧大陆隔着大洋，要么得有船（有证据显示即便是印度尼西亚也是4万年前才有了船运，欧洲还要晚得多），要么得先到西伯利亚（约2万年前才开始有人居住），再通过白令陆桥到达美洲。
第2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莫里奥里人只好继续留在查塔姆群岛，大家共存共荣，不轻易刀戈相向。为了防止人口过多引发冲突，他们会阉割一些男婴。这些做法成就了一个和平的小型群体，技术和武器都很简单，也没什么领导和组织。
波利尼西亚的环境变量至少有6种：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破碎化程度、隔绝程度。我们先逐一探讨这些因素，再考虑它们对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具体影响
在政治组织最为复杂的汤加群岛和夏威夷群岛，世袭首领的地位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王相当，而且土地皆由其掌握，不属于平民所有。
可见，波利尼西亚诸岛的经济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政治组织和物质产品皆大异其趣。这种种差异和人口多寡、密度都有关，也和岛屿面积大小、地形完整程度、隔绝程度有关，也关系到维持生计、发展食物生产能力的机会。
第3章 卡哈马卡的冲突※
阿塔瓦尔帕的被俘是现代历史上最大冲突中的决定性时刻，因此令人玩味不已。但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使得皮萨罗虏获阿塔瓦尔帕的种种因素，也在现代世界中许多殖民者和土著的冲突中起了作用。可以说，阿塔瓦尔帕被俘为我们了解世界史打开了一扇窗
毕竟，皮萨罗手下只有62名骑兵、106名步兵，而阿塔瓦尔帕麾下却有8万大军。
若不是天花，西班牙人面对的将是一个团结的帝国。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基于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的军事技术，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的海事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以及文字
第4章 农民的力量※
人类选择可以食用的动植物加以培育，使得1英亩地上有90%而非0.1%的生物量可供给人类生存所需，人类可以得到更多的可摄入卡路里。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效率比起狩猎—采集方式要高很多，可养活10～100倍的农牧人口，农业族群因此获得了第一种军事优势：在人数上超越狩猎—采集族群。
课征来的盈余食物储存下来，即可供养君主、官僚和其他全职的专家。和征战最相关的是，如此可以供养职业士兵。不列颠帝国最后能击败武器精良的毛利人，关键原因就在这里。毛利人虽然获得了几次大胜，但因无力持续供养军队，终究抵挡不住1.8万名全职的不列颠士兵。储存的食物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制造刀剑、枪炮等的工匠，以及记下大量未必准确的信息的文士。
，人口密度因而大为增加。食物盈余，加上（一些地区）可运送盈余食物的驮畜的出现，发展出定居、集权、社会分层、经济复杂、技术创新的社会的条件就具备了。作物和牲畜的有无，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帝国、文字、钢铁武器最早在欧亚大陆出现，而在其他地方较晚甚至没有出现。再加上马匹和骆驼在军事上的作用，以及源自动物的病菌的杀伤力，食物生产和征服之间的主要链条就完整了。
第5章 历史上的有与无※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各地区的进度差距很大。在那些核心地区的四周，有些狩猎—采集族群掌握了生产食物的技能，还有一些地区，原本的族群则被来自核心地区的农民连根拔起并取而代之，这些农民是征服者，他们征服各地的时间也很不一致。最后，有些族群虽然生活在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但是既没有在史前时代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也没有从外地采借过这样的手段，千百年来他们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直到现代世界将他们抛弃。在食物生产方面取得先机的族群，在迈向枪炮、病菌和钢铁的路途上，领先群雄。其结果就是历史上一连串“有”与“无”的冲突。
第6章 下田好，还是打猎好？※
我们或许会认为，食物生产是被发现或发明的，这是错的。人们往往不是有意识地选择是生产食物还是狩猎—采集的。具体地说，各地的第一批农民从未见识过农业，他们务农显然不是出自刻意的选择，也不是有意识地以发展农业为目标。实际上，生产食物的行当是逐渐演化出现的，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最少的时间、最小的精力，尽可能获得回报。同时，他们也要降低饿死的风险：适度而可靠的回报，比起大起大落的生活模式更有吸引力
我们必须把狩猎—采集和食物生产当作两个彼此竞争的策略选项。混合型也是一个选项，即使以狩猎—采集为主，也可以兼顾一两种农作物，畜养一两种家畜、家禽。混合型经济中食物生产所占的比重也有高低，也构成了不同的选项。然而，人类最近1万年的历史彰彰在目的事实，就是人类生计的变迁，主流是从狩猎—采集转变成食物生产
换言之，接受食物生产是一种自催化的过程，也就是在一个正回馈循环中不断自我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启后就会加速。人口密度逐渐上升，迫使人们想办法取得更多食物，那些无意中跨入食物生产行当的人就得到了回报。人类社群开始生产食物、定居下来后，生育间隔缩短了，人口于是增加，需要更多的食物。
食物生产增加了每英亩土地上可食用卡路里的数量，但食物生产者的营养状况不如被他们取代的狩猎—采集者。之所以有时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食物增产的速度稍稍落后于人口增加的速度。
综合以上四种因素，我们就知道为何肥沃新月地带的食物生产出现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而不是公元前18500年或公元前28500年了。因为更早的时候，狩猎—采集的收获远比刚起步的食物生产来得丰富。那时野生哺乳动物处处可见，野生的谷类数量颇少，人类社群还没有发明采收、处理和储藏谷类的技术，此外，人口密度还没有高到必须设法从土地里攫取更多卡路里地步。
在这样的过渡中，还有一个因素对狩猎—采集者和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地理边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食物生产者社群的人口密度很高，凭数量优势就足以驱逐或消灭狩猎—采集者，更别提其他优势了（包括技术、病菌和职业军人）。在本来清一色全是狩猎—采集者的地区，改行进行食物生产的族群，繁衍速度远超死守传统的。
第7章 杏仁的前世今生※
作物种子和野生始祖种子味道的一个明显差异是苦味。很多野生种子味苦，难以入口，甚至有毒，就是为了不让动物嚼食。这样看来，天择的运作方向在种子和水果上正好相反。植物的果实越香甜，就越为动物所青睐，种子因而得以传播出去，但果实里的种子味道欠佳，不然就会被动物嚼得粉碎，永远不能发芽了。
农民倒转了天择的方向：从前成功传递下来的优质基因反倒成为劣质，而劣质基因却摇身一变成为优质基因。1万多年前，农民无意识地选择了麦秆不会脱落的小麦和大麦，这可能是人类“改良”植物的第一步。这种变化标志着农业在肥沃新月地带的兴起。
第8章 是苹果的问题，还是印第安人的问题？※
在食物生产兴起前，人类大抵以野生物种为食，因此掌握的关于野生动植物的知识特别丰富。最早的农民承袭了这样的知识——几千年来和大自然亲密生活、观察而累积下来的经验。因此，有价值的物种似乎不大可能逃过早期农民的眼睛。
因此，约旦河河谷的早期农民选择的是23种野生植物中的精英。当然，在培育之后造成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机制的改变，是早期农民不能预见的结果。但是，他们一开始就看上了大麦和二粒小麦必定不是无心之举。种子的大小、口感和产量都是难以忽视的特质。
正如阿布胡赖拉丘，约旦河河谷让我们见识到早期农民如何运用对本地植物的丰富知识为自己谋福。他们对当地植物的认识，现代植物学家中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因此，他们不可能放过有用的物种，错失驯化良机
==用很多代人，几千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即便是没有任何科学技术的祖先都可以做的这么好==
农业的实行涉及食物生产和狩猎—采集这两种生活形态的竞争。
新几内亚高地的儿童肚皮无不鼓胀，这就是吃得多再加上蛋白质缺乏的后果。新几内亚的老老少少，都经常以老鼠、蜘蛛、青蛙等其他地区的人不屑一顾的小动物果腹，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大型的家畜或野生猎物可作为食物。动物性蛋白质的短缺，或许是新几内亚高地传统社会吃人肉习俗的终极因。
新几内亚的食物生产业无法宏图大展，和当地族群无关，问题出在当地的生物区系和环境上。
1492年欧洲人开始殖民新大陆的时候，假苍耳这种作物就已经消失，没有一个欧洲人在印第安人园圃里见过假苍耳。美国东部的原生作物只有两种（向日葵和南瓜）可与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匹敌，至今仍屹立不倒。现代的南瓜都是从好几千年前被驯化的南瓜繁衍而来的。
直到公元900年之后，墨西哥三大作物才促成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爆发，形成所谓的密西西比文化，墨西哥北方的美洲土著因而打造出宏大的城镇和复杂的社会。这样的荣景显然来得太晚，难以抵御势如破竹的欧洲白人。单靠当地的作物，美国东部实在难以创造什么文化业绩，原因很简单：没有能和小麦和大麦相比的谷物，没有豆类，没有纤维作物，没有水果，也没有坚果树。家畜则只有狗，或许这种动物还是在美洲以外的地区驯养出来的。
和新几内亚一样，美国东部本土粮食生产的局限不是当地土著的错，完全是生物区系和环境造成的。
以上三个对照地区皆有食物生产业的发生，然成绩互见高下：肥沃新月地带登峰造极，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则乏善可陈。肥沃新月地带野生动植物的驯养可谓轻而易举，不但驯化了许多物种，其中品种多产而优良者比比皆是，而且种类繁多。结果得以发展出精密的粮食生产业，促使人口更加稠密，进而迈入有先进技术和复杂政治组织的现代世界，同时携带可以消灭其他族群的传染病。
我们可以看到，若从外地传入更有价值的作物（如甘薯传入新几内亚，墨西哥三大作物引进美国东部），当地族群就会立刻抓住机会，广为栽培，进行更密集的农作，人口随之激增。
由于食物生产业的兴起涉及食物生产和狩猎—采集生活形态的竞争，我们不免会想，一些地区的食物生产业发展迟缓或等于零，会不会是因为自然资源异常丰富，靠狩猎—采集即可过活，而不是因为可驯化的物种少？事实上，在大部分食物生产迟缓或是根本没有的地区，狩猎—采集的资源格外贫乏
北美土著不能驯化苹果，问题在于北美整个野生动植物的组合。这个组合的发展潜力有限，也是北美食物生产起步晚的主因。
第9章 斑马、不幸福的婚姻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开场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部小说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巨作，托尔斯泰的意思是，婚姻要幸福必须具备许多要素：两性的吸引，在金钱、教养儿女方式、宗教、姻亲等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只要有一个遗憾，婚姻就可能触礁
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婚姻，也可延伸到人生的其他方面。对于成功，我们总想找一个只涉及单一因素的简单原则。然而，对大部分事物来说，要获得成功，实际上必须避免失败，只是可能造成失败的因素有许多，而且彼此互不相关。
汉尼拔的非洲象和亚洲的工作象只是被驯服的野象，它们无法在人工环境中繁殖。根据定义，“家畜”是在人工环境中有选择地被驯养的动物，它们的进食、繁殖都由人类控制，以使其不同于野生始祖，能够为人类所用。
第一，非欧亚族群很快就接受了在欧亚大陆被驯化的动物；第二，豢养宠物是人类的天性；第三，历史久远的14种家畜驯化起来都很快；第四，其中一些家畜在不同的地方被驯化过多次；第五，现代进一步驯化动物的尝试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欧亚以外的地区缺乏大型的本土家养哺乳动物，关键在于当地本来就没有可供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而不是族群的问题。
第10章 大陆轴线——历史的伏笔※
大陆轴线影响深远，甚至是人世悲剧的源头。大陆轴线的走向关乎作物和牲畜传播的速度，也间接影响到文字、轮子等发明的传播
显然，肥沃新月地带大多数的始祖作物在当地完成驯化后，从未在外地再次被驯化。若有过多次驯化，必然会造成染色体的变异或不同的突变。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占先驯化”的典型例子。肥沃新月地带的作物和家畜迅速传播开来，所传到的地方就没有必要自己再去驯化野生物种了
一直到公元900年左右，能适应北部气候、耐寒的玉米品种长成后，玉米才成为北美农业的主角，北美因此出现灿烂的密西西比文化，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哥伦布带着欧洲的病菌登陆后，灿烂的文化立刻凋零。
纬度并非决定一切，位于同一纬度毗连的两个地方，未必有相同的气候形态（虽然白昼的长度完全一样）。地形和生态障碍对某些大洲的影响特别显著，因此造成局部传播的困难。
第11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这个世界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为何如此不均？追根究底，我们发现答案就是地理条件的差异。然而，和地理条件相关的食物生产不是近因，而是远因。
说到农业为何有此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大大增加了人口密度。肉搏的话，十个农民当然要比一个猎人强。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民和猎人都不是赤手空拳：农民的鼻息会呼出可怕的病菌，背后还有优势武器、先进技术和有文字的中央政治体制——这些都是征战的利器。
微生物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演化选择繁殖效率最高的个体，再帮它们传布到适合生存的地方
有些病菌演化出传播的伎俩，以找到更多的潜在宿主。我们身上出现的“疾病症状”很多都是这种伎俩的发挥。人类也演化出一套应变的方法。人类和病菌就此困在了越发激烈的演化竞争中，谁都无法脱身。溃败的一方宣告死亡，唯一的裁判就是天择。
但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流行病要可怕得多。人类史上最恐怖的流行病是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夺走了2 100万人的性命。1346—1352年暴发的黑死病造成欧洲四分之一人口死亡，在某些城市，死亡比例更高达全城的70%。19世纪80年代初，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萨斯喀彻温兴建时，当地的美洲土著因几乎不曾接触白人和从白人社群而来的病菌，每年因肺结核而死的比例高达9%。
人口数量是微生物生存发展的一大关键，人口越稠密，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
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北美洲本来只有100万左右的印第安人。这是为白人的殖民强辩，表示这个大洲在白人来到时几乎是一片荒芜。然而，考古学证据显示：当时应该有2 000万的印第安人。可见，哥伦布登陆后，削减的印第安人口高达95%。
为什么致命群聚流行病不能在美洲兴起？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另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回答：这些病菌是从什么微生物演化来的？欧亚大陆的群聚传染病是从牲口身上来的。欧亚大陆可豢养的牲畜不少，但在美洲被驯化的只有5种：
反观新几内亚高地，那里的女人还会以自己的奶喂小猪，而猪、牛也常常和农民住在一个屋檐下。
少了病菌这个亲密战友（欧亚族群和驯化牲畜长久以来朝朝暮暮相处的结果），欧洲人恐怕难以称心如意地主宰其他大洲。
第12章 蓝本和借来的字母※
文字和武器、微生物、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一道，成为现代征服战争的利器。国王和商人都利用文字发号施令，组织舰队向海外扩张。舰队航行依循的地图和航海指示都是以前的探险家留下来的。早期航海探险记载中的金银财宝和良田沃土让后人心生向往，跃跃欲试，这些记载让后代探险家得知外地的景况，以便未雨绸缪。帝国的统治、管辖也靠文字。在还没有发展出文字的社会里，人们用别的方式来传递类似的信息，但文字还是比较简便、详细、精确，而且更容易打动人心。
中国和埃及的文字是原创，还是受到在其他地区出现的文字刺激发展出来的，还是个疑问，故标上问号
“弓”易画，“生命”却难以描绘，但在苏美尔人的语言中，两者的发音相同，都是ti，所以他们就用“弓”的图像来代表“生命”。然而，在看到“弓”这个符号时，我们如何断定是“弓”还是“生命”？为了避免混淆不清，苏美尔人在前面加上一个不发音的符号（限定符）来指示名词的类别。语言学家将这一突破命名为“画谜原则”——今天的双关语也是基于这一原则产生的。
苏美尔文字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包括了语标（代表一整个词或名字）、语音符号（以拼出音节、字母、加入语法元素或词的一部分）和限定符（不发音，只用来消除歧义）这三种符号。
以现代的事件为例，史学家仍在争论，苏联的原子弹是依照一个“蓝本”复制出来的，还是由于“理念”的启发？苏联是不是派间谍从美国窃取机密才制造出原子弹的？还是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让苏联的科学家知道研发原子弹可行，于是研发出自己的原子弹，和美国先前的努力几乎不相干？
在人类历史上，字母可能只被发明了一次：是由说闪米特语言者发明的，地点在从现代的叙利亚到西奈半岛这个地区，时间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
文字的传播而言，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有个蓝本可以仿照、修改，但不一定这么理想。蓝本可能会被隐藏起来，再说，蓝本落到对文字一无所知的人手里也没有用。人们可能听闻远方发明了文字，但对具体的细节一无所知，或许只有个基本概念：有人成功了，有文字可以使用了。不过，这样的信息很可能给许多人带来了灵感，让他们在理念的启发下，也去设法实现同样的目标。
切罗基文字就是理念传播的极佳例证。塞阔雅有纸有笔，知道文字系统的理念，知道要用不同的符号，还知道几十个符号的样子，仅此而已。他既看不懂英文，也不会写，不可能从周遭现成的文字系统知道造字的细节或原则。他身处陌生的文字环境，看不懂任何字母，更不知克里特人在3 500年前就有音节文字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独立创造出了一个音节文字系统。
至于汉字的出现，最早可考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或许还有更早的也说不定。汉字有着独特的符号和组合原则，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独立发明的文字。就邻近地区的文字而言，在早期中国城市中心以西4 000英里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发明了文字；2 600英里以西的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2200年也有了文字，但在印度河流域和早期中国城市中心之间的区域在早期并没有发展出文字。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在其他文字系统的启发之下产生的。
我认为这可能就是理念传播的结果，就像塞阔雅发明音节文字一样。埃及人和其他族群很可能是从苏美尔人那儿得到了造字的灵感，学得概念后，再加上自己发明的原则，设计出了特别的文字形体。
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只是朝廷和庙宇官员账册，极其索然无味。从乌鲁克城发掘出的最早的“苏美尔档案”，90%的泥板内容都是神职人员记载采买货物、工人配给或农产品分配等事项。直到后来，从语标进步到音标后，苏美尔人才能写一些宣传、神话之类的文章。
古代文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奴役他人提供便利”。文字为庶民所用是很久以后的事，那时文字系统才变得简单，更利于表情达意。
食物生产，以及采用食物生产后几千年间社会的演变，对文字系统的演化至关重要，也对导致人类流行病的微生物的演化至关重要。文字只在肥沃新月地带、墨西哥，或许还有中国独立发明出来，这几个地区正是食物生产的发源地。文字发明后，即借由贸易、征战或宗教向外传播到其他经济和政治结构相当的社群。
第13章 发明为需求之母※
事实上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发明是好奇心的产物。发明家动手动脚、修葺补缀，做出巧夺天工的玩意儿，往往是福至心灵、妙手偶得，事前哪里有什么目标、蓝图？一旦发明了一件事物，发明家必须做的就是为它找个事做。只有在新发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消费者才会觉得他们“需要”那件发明。还有一些新发明，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明的初衷被忘记了，因为消费者为它们找到了新的用途。事后才找出用途的发明并不罕见，现代史上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都属这一类，例如飞机、汽车、内燃机、电灯泡，以及留声机和晶体管，读者知道了有没有大吃一惊呢？所以，往往发明才是需求之母，常见的观点把两者的关系弄反了。
美国政府每年发出7万件专利凭证，只有少数能达到商业生产的阶段。一些重大发明找到了用途，而无数的发明根本找不到用途。此外，一些发明在一开始就做得能满足发明的目的，后来又因为发现新用途而变得更有价值。瓦特的蒸汽机原本是为了从矿坑中抽水设计的，后来却用来推动轧棉机，连火车与船都用上了。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世界史的基本模式，会不会因某些天才没有在某时某地出生而发生有意义的变化？答案很明显：历史上从来没有那样的人物。所有世人熟悉的著名发明家，都既有先驱，也后继有人。他们让人记得，关键在于，在社会有能力利用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他们做出了适当的贡献。我们会谈到，斐斯托斯圆盘上的字模工艺如此完善，但是社会没有能力大规模地利用这项发明，这真是发明家的悲哀。
第一，技术的发展是累积式的，而不是英雄凭空创造的；第二，技术发明了之后，才产生用途的问题，而不是先有需求，再有发明。
日本人仍在使用难学、难写的汉字，而不全面使用日文拼音假名，就是因为汉字已经承载了沉重的社会威望，割舍不得。
轮子（有用）、有设计师名字的牛仔裤（有名）、QWERTY键盘（既得利益），这些例子说明同一个社会可能为了不同的理由而接受或排斥一个新事物。同一项发明在不同社会中也有不同的遭遇
中国的造纸术就是经由战争传入伊斯兰世界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751年，中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战于中亚的怛罗斯河，阿拉伯人在俘虏中发现了造纸工人，于是将他们带到撒马尔罕，设立工厂，生产纸张
文化传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供“蓝本”供人复制，另一种是通过笼统的理念来激发创造灵感。第12章讨论的是文字的传播，但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套用在技术传播上
日本人放弃火枪，中国人放弃远洋航行船只（还有机械钟、水力纺织机），都是著名的技术逆转事例，在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社会中最容易发生
定居生活是人类技术史的关键，因为定居生活让人可以累积不易携带的财产。流动的狩猎—采集者只能发展可以携带的技术。要是你经常跑来跑去，又没有车或可以负重的牲口，你的财产充其量不过是子女、武器，还有其他一些必需品，而且体积不能大，得方便携带。在搬迁营地的时候，可不能被陶器或印刷机牵绊住了
各大洲在面积、人口方面的差异，各洲对内对外联络的便利，食物生产兴起的时间，都对技术的起源与发展造成了影响，所有这些影响，都因技术的自体催化特性而更加扩张了。欧亚大陆在起步上就领先，到1492年，起步时的领先已造成了巨大的差异。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是推波助澜的主力，而不是欧亚族群的智力。我认识的新几内亚人里，就有智力堪比爱迪生的天才。只不过，他们没有用聪明才智来发明留声机，而是致力于解决和所处环境相关的技术问题：如何在没有外来物品的情况下在新几内亚的丛林中生存？
第14章 从人人平等到盗贼统治※
首先，由于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发展出来的，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分野必然是武断的。（例如，19岁该算是青少年还是成人？）
在新几内亚传统社会中，两个互不相识的新几内亚人如果在外村相遇，就会花很长时间来聊自己的亲戚，试图找出彼此间的关系，如果两人有关系，就能多一个不去互相残杀的理由了。
酋邦的阶级、贵贱之分带来了两难的局面。从好的方面来看，酋邦得以征召众人之力，创造更多福祉，但也有坏的一面，等于是上层阶级光明正大地抢劫平民的财物，因此有“盗贼政治”之说。虽然有的统治阶级强调自己动机高尚，但高尚和自私常常分不清，私欲也有可能冠冕堂皇。盗贼和政治家有时只有一线之隔，这个区分主要是看贡品、税收用于统治者自身和平民的比例。
超自然信仰有了前述功效，经过制度化之后，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宗教
除了为统治者张目，宗教对中央集权的社会还有两点好处。第一，共同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有助于化解陌生人之间的纷争，让民众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至于互相残杀。第二，宗教赋予民众牺牲奉献的动机，让他们摒弃自私自利的念头。褒扬为国捐躯的少数士兵，使得人人奋起，为“大我”向外攻城略地，或保乡卫土。
后期的国家，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其领导人很少是世袭产生的，许多国家就连形式上的世袭阶级都完全摒弃了。
国家和酋邦还有两个相同的潜在优势：第一，决策的权力集中，可集中调动军队和资源；第二，利用官方宗教和爱国情操使军人愿意为国捐躯。
以国家或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狂热者之所以是特别危险的对手，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赴死，而是因为他们愿意用一小部分自己人的牺牲来换取与自己信仰不同的敌人的灭亡。这种狂热带来了许多征服，但这不过是近6 000年的事，在酋邦和国家出现以前，还没有人知道如何运用这种意识形态。
其实，由于自体催化的作用，集约化的食物生产和复杂社群是互相促成的。也就是说，人口增长使社会日益复杂（我们之后会讨论其作用机制），而社会的复杂化又会助长集约化的食物生产，继而促进人口增长。
传教士和政府首度碰上新几内亚或亚马孙地区从未和外人接触的部落或游群时，都想做两件事：一是“安抚”这些人，劝说他们不要去杀传教士和官员，也不要自相残杀；二是引导这些流动不定的人在村落定居，这样传教士和官员才能找到他们，给他们提供药品，帮他们建学校，给他们信仰，控制他们。
大社会需要在互惠交换之外还有再分配的经济体系，如此一来个人多余的物品可直接交给中央，再由中央分配给匮乏的人。
从冲突解决、决策、经济和空间等方面来考虑，大型社会的权力必须集中。权力集中有利也有弊，信息、决策和财物的分配操控在少数人之手，便容易造成偏私，这些人会为自己和自家亲属谋利——这已是今日世界大家司空见惯的事。在早期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握有权力者便成为上层阶级，宰制其他阶级，也许他们正来自那些原本与其他家族平等但后来变得比其他家族“更平等”的家族。
大型政治单元面临的问题有：政治领袖必然要面对的权力挑战、平民对盗贼统治的憎恨，以及经济整合带来的种种困难。
卢梭说什么小型社会的成员以自由意志决定组成大型社会，以保障所有人的福祉，其实这全是神话。小型社会的领袖和大型社会的领袖一样，都珍惜自己的独立与权位。合并通常以两种途径达成：在外力威胁下同意合并，被征服吞并。
由此可见，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
第15章 亚力的族人※
更新世的冰期里，陆地上的冰盖冻住了大量的水，海平面因此下降，目前分隔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当年就干涸了，成为动物可以通行的低地。大约在1.2万年到8 000年之间，大地回暖，冰山消融，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低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从此分隔
新几内亚在历史上和肥沃新月地带、中国等地并立，都是独立发展出植物驯化手段的中心。
我们在澳大利亚大陆上观察到的技术退化、失传的事例，以及塔斯马尼亚岛民的例子，让人不由得怀疑：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业绩有限，部分原因可能是人口数量较少，各社群又互相隔离，以至于传统的维持与发展两者俱疲。
海峡中有一系列的岛屿连接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贸易接触是逐岛进行的——从最接近新几内亚的岛，再到海峡中段的马布亚格岛（Mabuiag Island），再到巴杜岛（Badu Island），再到威尔士王子岛，再到约克角。 因此，新几内亚社会的形象在这一岛链上逐渐模糊，越接近澳大利亚就越模糊。
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的交流，很像小孩子玩的传话游戏：几个孩子坐成一个圆圈，从第一个孩子开始，小声把话传下去，最后一个孩子说出来的话往往和一开始传的话毫无关联。同样，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间的文化交流，沿托雷斯海峡诸岛逐步传递，最后双方收到的是严重失真的信息。
澳大利亚土著同使用石器的新几内亚农民和使用铁器的印度尼西亚农民做生意，自己却长期维持不定居的狩猎—采集生活，使用的也是石器。乍看之下，似乎是澳大利亚土著顽固不化，但进一步考察之后，澳大利亚土著的故事只不过反映出：地理在文化与技术传播过程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几乎所有在适于欧洲人开垦的土地上的土著社会，都被消灭了。只有那些生活在对欧洲人无用土地上的土著社会，才相对完整地存续了下去。欧洲人只花了1个世纪，就将土著花了4万年创造出来的传统摧毁了。
白种英国人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使用文字、生产食物、工业化的民主政体。他们只不过是引进了在别处发展出来的要素：牲口、农作物（不包括澳大利亚坚果）、冶金知识、蒸汽机、枪炮、字母、政治制度，还有病菌。所有这些都是过去1万年里在欧亚环境中发展完成的成品。1788年登陆悉尼的欧洲人继承了那些要素，不是因为他们有伟大的天赋，而是因为地理巧合，正巧出生在可以接触到那些要素的地理环境中。要不是他们继承了欧亚大陆上发展出的技术，就不可能学会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生存的手段。伯克与威尔斯聪明到能读书写字，却无法在沙漠中生存，而澳大利亚土著已在那里生活了几万年。
第16章 中国——东亚之光※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六大国，有五个都是“民族大熔炉”，它们都在近代才完成政治上的统一，涵纳的国民包括许多说不同语言的族裔。
许多国家都是在近代成为民族大熔炉的，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个例外。今天广土众民的中国，无论是政治、文化、语言，都具有整体性，尽管专家也许有别的看法，但至少一般人的感觉是那样的。
中国的12亿人口中，有超过8亿人说普通话，这大概是世界上作为母语最多的语言。另外有约3亿人说7种方言，这些方言彼此间的关系及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有点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因此，中国不仅不是个“民族大熔炉”，连“中国是怎么变成中国人的中国的？”这样的问题听来都觉得荒谬。中国早就是中国人的了，有史以来就是如此。
优势语言——英语。这种语言更替现象的近因，是欧洲移民的技术和政治组织比美洲人强，而追根究底，关键在于食物生产在欧洲出现得比较早
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相当，可是地势起伏，又无河流贯通，文化、政治上的割裂至今无法弥合。
今天的汉语文字，就是从那一套古文字演进而来。原是华北社会重要文化特征，后来输入华南的，还有青铜工艺、汉藏语系语言、国家体制。中国最早的王朝，夏商周三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都兴起于华北。
不过，请读者不要因为以上叙述而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东亚文化发展的唯一源头是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热带地区的人没有发明能力。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陶器，就有一部分是古代日本人制作的，他们是狩猎—采集者，但早在食物生产手段输入之前就已定居在村庄里，靠日本丰富的海产资源生活。日本、朝鲜、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居民可能独立驯化过一些作物，其中有些作物可能还是他们最早驯化的。
第17章 开往波利尼西亚的快船※
南岛语族在新几内亚一带扩张的结果，与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结果不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原住民消失了——可能是遭到了驱离、杀害，或是死于传染病，也可能是被同化了。而新几内亚一带的土著却抵挡住了外来者的影响
南岛语族扩张的不同结果，清楚呈现了食物生产在人口流动中的角色。南岛语系农民移居到两个不同的地区（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那两个地区的土著可能有亲缘关系。印度尼西亚土著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而新几内亚土著能够生产食物，并有相应的发展（例如稠密的人口、对疾病的抵抗力、先进的技术等）。结果，南岛语族消灭了印度尼西亚土著，却在新几内亚遭到顽抗。事实上，南岛语族和其他的族群对阵，也没占过上风，例如在东南亚热带地区，他们硬是被使用南亚语系、壮侗语族语言的农民挡了下来。
有的族群，所在的生态环境中有发展农牧业的资源，地理位置又方便采借别处的技术，这些族群就取代了不具备这些优势的族群。而同一拨移民散布到不同环境中后，他们的后代又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样态。
第18章 两个半球的碰撞※
在晚更新世，南北美洲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发生了大灭绝（也许是被消灭的），这是欧亚社会与美洲土著社会间巨大差异的一大成因。假如没有那场大灭绝，现代历史可能改写
其中与食物生产差异最直接相关的是病菌。一些传染病经常光临拥挤的欧亚社会，许多欧亚族群因此获得了抵御它们的能力，而这些传染病中，就有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杀手”：天花、麻疹、流感、鼠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等。相对于这张人类“杀手”的名单，美洲社会在哥伦布造访之前，唯一经历过的群聚传染病只有非梅毒性螺旋体病。
两大洲在病菌方面的差异，源自家畜的差异。在人口密集的社会传播的病菌，大多数是由家畜病菌演化出来的。
欧亚大陆以肥沃新月地带、中国为代表，新大陆以安第斯山区、亚马孙河流域、中美洲为代表，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创造中心”
为什么所有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在美洲都树立得比较晚呢？我想到了四组理由：起步迟；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有限；传播屏障；美洲人口稠密的地区或较小，或孤立，彼此并无紧密互动。
欧亚大陆的东西向主轴，相对于美洲的南北向主轴，更有利于生物资源的传播，因为东西向的流动更少涉及纬度变化引起的适应问题
美洲的南北交流还受制于中美洲狭长的地形，特别是巴拿马地峡。此外，美洲的人文地理更为碎片化，不适合耕作的地区和稠密人口居住的地带相互穿插。
新大陆的各个“创造中心”（美国东部、中美洲、安第斯山区、亚马孙河流域）彼此没有紧密的联系与互动，驯化的动物、文字、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流动，农作物与技术的流动则缓慢且有限。
地中海东部发展出的字母，传播到了欧亚大陆所有的复杂社会中——从英格兰到印度尼西亚，只有东亚地区例外，那里是中国文字的势力范围
我们已经找出了三组终极因，可以说明欧洲人侵入美洲时为什么占尽了优势。第一，人类早就在欧亚大陆上生活；第二，欧亚大陆的食物生产效率高，原因在于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第三，欧亚大陆内部的地理、生态屏障没有那么难以逾越，不至于妨碍大陆内部的交流。
第19章 非洲是怎么变成黑人的非洲的？※
在白人殖民者到达非洲之前，非洲的居民就不只有黑人了，地球上的六个主要种族，有五个在非洲生活，其中有三个是原本就生活在非洲的。世界上的语言，有四分之一只在非洲被使用。其他大洲都没有这么高的语言多样性
亚非语系起源于非洲，其中只有一支散布到近东。《旧约》《新约》《古兰经》等是西方文明的道德支柱，可是那些经典的作者，说的语言却可能起源于非洲。
英语起源于欧洲西北部，然后散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由史料可知，5—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英格兰，英语是他们带过去的
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食物生产能带来稠密的人口、恶毒的病菌、技术的发展、复杂的政治组织，以及其他使社会拥有强大力量的特征。能采借或发展食物生产业的族群，因此能吞没未能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族群。而能与不能，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
南岛语族或许有可能直接渡过印度洋（真是不可思议），先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然后才加入了印度-东非贸易路线，而不是沿着印度和东非这条比较容易的路线拓殖到马达加斯加岛。看来，非洲最令人惊讶的人类地理学事实，还环绕着些许谜团。
简言之，欧洲人能够殖民非洲，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主张的所谓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族群差异毫无关系。欧洲人殖民非洲源自地理与生物地理意义上的偶然，具体地说，就是两大洲面积不同、大陆轴线方向不同、野生动植物资源不同。换言之，非洲与欧洲的历史发展不同，终极因是两大洲的族群继承的不动产不同。
第20章 日本人是什么人？※
日本人的语言起源是语言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世界的主要语言中，只有日语与其他语言的亲缘关系尚不明确。
如果其他民族的起源也有类似的疑问，我们可以冷静地讨论，但有关日本人的起源问题我们就不能这么处理了。和大多数非欧洲国家不同，19世纪晚期，日本人既能打破孤立，步入工业化社会，又能保持政治独立和民族文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如今，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日本人关心自己的传统是否能够维持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愿意相信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独一无二，是经由独特而复杂的过程发展而来的。承认日语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关系，似乎都有损于他们的文化身份。
直到1946年，日本学校还在讲授基于日本最早史书（公元712—720年）的历史神话。据说，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从父神伊奘诺尊的左眼诞生，后来派孙子琼琼杵尊下凡九州岛，迎娶一个大地之神。琼琼杵尊有曾孙神武，神武在一只光华四射的神鸟的帮助下击败敌人，于公元前660年成为日本的初代天皇。为了填补公元前660年至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日本天皇之间的空白，这些史书又杜撰出13位天皇。
日本最重要的考古遗址——158座建造于公元300年到686年之间的大型古坟，据说里面埋葬着古代的天皇和皇室成员——仍然归宫内厅所有。这些古坟被禁止挖掘，理由是这是亵渎——还可能揭示出人们不愿看到的日本皇室起源的真相（比如来自朝鲜半岛？）。
理性探讨日本的考古学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日本人对历史的解读影响着他们当下的行为。在东亚的各个民族当中，谁把文化传给了谁，谁在文化上高人一等，谁对谁的土地拥有历史主权？例如，有大量的考古证据显示，公元300年到700年，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有人员及物品的往来。日本人对此的解读是，日本在当时征服了朝鲜，将朝鲜的奴隶和工匠带回了日本；而韩国人对此的解读是，朝鲜人征服了日本，日本皇室的缔造者是来自朝鲜的人。
如今，日本和韩国都是经济强国，它们戴着浸染虚假神话和真实历史暴行的有色眼镜，隔着对马海峡互相审视。如果这两个重要的民族无法找到共同立场，那么东亚则前景堪忧。
==呵呵呵==
按照可用耕地面积的比例来说，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主要社会。
日本于1869年吞并北海道后，日本的学校教师不遗余力地抹除阿伊努人的文化和语言。今天，阿伊努语基本消亡，可能也没有纯正的阿伊努人存活下来。
日本大部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被浅海环绕。这些浅海在冰期是干地，很多海水被冰封于冰川之中，海平面比现在的高度要低大约500英尺。在那些时期，一座大陆桥跨过现在是库页岛的地方，连接着日本最北部的岛屿北海道与俄罗斯本土；另一座大陆桥跨过现在是对马海峡的地方，将日本最南部岛屿九州与朝鲜半岛南部相连；日本的各大岛屿之间相互连接；现在是黄海和东海的大部分区域曾是中国大陆的陆地延伸部分。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早在船只发明之前的大陆桥时期，哺乳动物就从亚洲大陆来到日本，其中不仅有现代日本熊和猴子的祖先，还有古代的人类。日本北部的古代石器与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古代石器十分相像，而日本南部的古代石器与朝鲜和中国南部的古代石器十分相像，这表明南北大陆桥都有人类通过。
大约在1.3万年以前，随着世界各地的冰川迅速融化，日本的自然环境明显变得更适宜人类生存。由于气温上升，雨水充沛，湿度加大，作物的生产力达到了与现在相当的较高水平，日本因此在温带国家中脱颖而出。落叶阔叶林里到处是坚果树，它们在冰期只生长在南方，现在向北扩张到针叶林中，将曾经贫瘠的森林变为果实丰富的森林。海水的上涨淹没了大陆桥，把日本从一块与亚洲连接的陆地变成了一个大群岛，把曾经的平原变成了水产丰富的浅海，并且带来了数千英里物产丰饶的海岸线，那里有着数不胜数的岛屿、海湾、滩涂、河口，这些地方都富产海鲜。
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陶器是12 700年前在日本制作出来的
考古学家从已发掘的古坟中发现了大量陪葬品，但最大的古坟全部被禁止挖掘，因为人们坚信里面埋葬着日本天皇一脉的祖先。
农业之所以能从个别地方普及至世界各地，不是因为其他地方的狩猎—采集者接受了农业文明；狩猎—采集者往往比较保守，就像公元前10700年至公元前400年的绳文人那样。农业能够普及，主要是因为农民比狩猎—采集者繁衍得快，农民发明了更先进的技术，将狩猎者杀死或者赶出所有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在现代，来自欧洲的农民就是这样取代了北美西部的印第安猎人、澳大利亚土著，以及南非的祖鲁人。
绳文人的头骨都和现代日本人的头骨不同，与现代阿伊努人的头骨最像，而弥生人的头骨与现代日本人的头骨最像。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现代的日本族群起源于弥生人（外貌像朝鲜人）和绳文人（外貌像阿伊努人）融合后的后代，遗传学家试图计算出这两种基因中哪种基因的贡献相对较大。最后的结论是，朝鲜人或弥生人对日本人基因的贡献是最主要的。
收场白 人类史这门科学的未来※
我会这样回答亚力：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要是澳大利亚土著与欧亚大陆上的土著在更新世晚期对调家园，我相信今天占领美洲、澳大利亚大部分土地的（更别说欧亚大陆了），会是那些在欧亚大陆上繁衍的澳大利亚土著。而原来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族群，到了澳大利亚同样一筹莫展，面临灭种的命运。
各洲可供驯化的野生物种数目差别很大，因为各洲的面积不同，而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发生了灭绝。大灭绝对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影响较大，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则相对较小。结果，以可供驯化的生物资源来说，欧亚大陆最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就差多了，而澳大利亚简直是不毛之地。
提供了更多的起步素材，提供了更适合利用新发明的情境。
公元前8500年起，直到公元前50年后希腊、罗马相继兴起，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创新——驯化动植物、文字、冶金、轮子、国家等，都是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一带发明的。
今天，再用“肥沃新月”“农业发源地”这样的词来描述这个地区，就显得荒谬了。在曾经的肥沃新月地带，大片地区如今已成为沙漠、半沙漠、草原，或被侵蚀、盐化的地带，不再适合农耕。今天，当地的一些国家靠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积累财富，隐藏了这一地区长期根本贫困和难以自给的实况。
古代，肥沃新月地带和包括希腊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多为森林所覆盖。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转变成土壤冲蚀灌木林带或沙漠的过程，古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弄清楚了。原来的森林，或被清理后当作农田，或被砍伐了当作建材，或被当作燃料烧了，或被用于生产石膏。由于那里降雨量很小，相应而言初级生产力也很低，植被的恢复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羊群大量增加之后，更是雪上加霜，因为羊群对地面植被的破坏非常彻底，地面上的树木与青草消失后，土壤冲蚀、河谷淤积，而灌溉农业在降雨量小的地方会导致土壤盐化。这些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并且持续到现代。
欧洲北部与西部的社会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并不是因为居民比较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居住环境的降雨量大，植被生长快，经得起人类的折腾。
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朝廷决定搁置的不只是远洋航行：比如，14世纪时放弃发展一种精巧的水力纺织机，硬生生地从工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中国的机械钟制造一度世界领先，却在15世纪晚期之后放弃了制造，不再发展机械与技术。权力集中造成发展停摆，在现代也有类似的事例。
中国的地理条件最后让古代中国付出了代价——只要统治者一个决定，就能阻滞创新，这样的事史不绝书。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的障碍促成许多互相竞争的独立小国。每个小国都是一个创新中心。要是一国没有接受的创新被另一国采纳，邻国也就不得不跟进，否则就会落伍或被淘汰。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统一，又不至于妨碍技术与观念的流通。在欧洲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一样，能够决定全欧洲命运的统治者。
日本等新兴国家之所以能利用半导体开创新工业，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有长期使用文字的历史，以及拥有金属机器和中央集权政府。世界上最早的两个食物生产中心——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仍然主导着现代世界，或者经由它们的直接后继国（例如现代中国），或者通过当年邻近地区最早受惠的国家或族群（例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欧洲），或者通过由前述族群组成或统治的新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土著、澳大利亚土著、美洲土著支配世界的远景颇为黯淡。公元前8000年的历史仍然紧抓着我们不放。
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中的预测一样，在大空间尺度和长时间内最可靠，因为每个小尺度事件的特异性在大尺度中不再突出。我刚刚预测过下1 000个婴儿的男婴人数，但我不能预测我的孩子的性别。至于欧洲人与美洲土著冲突的结局，历史学者能辨识出决定因素，因为欧亚大陆的社会和美洲社会在过去的1.3万年中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他们预测不到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2017版后记 《枪炮、病菌与钢铁》视角下的富国与穷国※
很多经济学家将国家财富归因于被称为人类制度的东西：法律、行为准则，以及我们的社会、政府、经济的运行规则。有些人类制度能够特别有效地激励公民从事生产，并由此有效地促进国家财富增长。有些制度则非常容易打消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些因素会导致国家走向贫穷。
非洲的经济地图就像一个厚厚的汉堡，上面和下面是两片薄薄的面包片，由10个“富有”国家（或者说至少是不那么贫穷的国家）组成，而中间较厚的部分由那些贫穷的热带国家组成。关于内陆国家的劣势，也很容易理解：陆运比通过沿海港口或可通航河流水运大约贵7倍。因此，在运输及货运成本方面，内陆国家比沿海国家承担的要多。对于产品在边远地区需求量大，同时需要从边远地区进口很多产品的国家而言，这是特别重要的考虑因素——赞比亚正是如此。
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它是南美洲唯一一个内陆国家。
==要想富，先修路==
当然，现实情况是，在60年后的今天，韩国的财富一跃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加纳和菲律宾仍然很贫穷。原因是，韩国位于紧邻中国的温带地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文字、金属工具和国家政府的发展中心之一。朝鲜半岛很早就从中国接受了这些发展成就，并且在公元700年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府。因而，韩国拥有较长的复杂制度历史。韩国尽管在1950年刚从50年的日本占领中恢复独立时还很贫穷，但已经拥有了财富创造在制度方面的前提条件。有了独立、军事安全和美国的对外援助，韩国就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
环境介导的人类社会变迁※
这本书的主要结论是什么，应该是“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蒙德博士认为，白人也好，黑人也好，不同人种之间并没有什么体质和智力上的根本差别。他甚至认为，“那些仍在‘石器时代’生活的族群，智力非但不比工业社会里的人逊色，或许反倒更胜一筹”。因此，在生物学方面“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不同社会发展的差别和演化的动力就被归结为环境了：“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
在作者看来，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类：近因和终级因。近因是指与历史事件直接关联的因素，而终级因则是指影响或决定世界大历史的模式，“历史科学研究的是近因与终极因的因果过程”。
作者是这样强调的：“非洲与欧洲的历史发展不同，终极因是两大洲的族群继承的不动产不同”。
贫困与富饶：追寻亚力之问※
远古以来，人类所处地方的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免会带来贫富分化，但如果在现代意义上来说，贫富差异的拉大始于15世纪末哥伦布的大航海，更为准确地说，是以18世纪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为发端。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走向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成为“富饶之国”，不在于其是不是首先发起工业革命，而是在工业革命发生后，那些暂时还处于“落后”和“贫穷”的国家都面临着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融入先进文明发展的进程，接受工业革命的成果，还是自我封闭，拒绝改革？这是对统治者的严峻考验，也是被拉开差距与形成贫富分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吸收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成功实现了本国的工业革命；有些国家选择改革，避免沦为依附国家；反倒是亚非拉诸国却依然昏沉，继续走着既定的老路，逐步远离了现代世界。为何它们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这才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正是由此，历史是“长时段”演进的产物，甚至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它会支配着人们的意识、观念与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也具有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选择性，如何选择并在这一选择中创造历史，突破既定的种种限制，则为我们思考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化为贫困与富饶提供了重要视角。
其实，在我看来，人类社会的命运并非仅仅源自1.3万年以来的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是在这一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看谁能够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创造性地越过既有的种种羁绊，主动融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之中，从而脱离贫困，迎来富饶，实现不单是国家的富强，更是每个人的幸福。
“地理决定论”的胜利？※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多维历史时段理论。长时段即地理时间，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的时间，用来考察人类历史变迁的长期趋势与其紧密关联的是结构，包括地理结构、生态结构、文化结构等。中时段即社会时间，指的是人口增减、工资变化、利率波动、价格涨跌、制度变迁等周期性现象。短时段即事件时间，指的是各种突发性事件。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是最任性和最具欺骗性的时间，而长时段特别是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
戴蒙德提出了一个以地理环境为起点的解释：人类走出非洲，先是进入欧亚大陆，此时尚未发展出高超的狩猎技术，这使得大型哺乳动物可以与人类长期共存，共同进化；当人类进入美洲的时候，掌握先进狩猎技术的人类很快消灭了大型哺乳动物，导致美洲大陆上缺乏早期农业发展所需的牲畜。欧亚大陆的人们在与大型哺乳动物共存的过程中，逐渐驯化动物，并开始种植粮食，从而进入农业社会。美洲大陆的人们则继续从事狩猎—采集活动。欧亚大陆是东西向大陆轴线，东西部的日照一致，气候带差异小，动植物的物种很容易跨域传播；非洲和南北美洲则是南北向大陆轴线，跨越多个气候带，给物种的传播带来了天然障碍。总而言之，与欧亚大陆相比，美洲和非洲等地适于被人类驯化的物种较少，导致这些地区被驯化的动植物不能为当地人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食物组合，种植粮食的性价比不如狩猎—采集。于是，欧亚大陆在农业发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与狩猎—采集经济相比，农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高，人口密度大，从而催生了劳动分工和贸易，形成了等级制和国家。而在新几内亚，物产丰富，人们可以靠天吃饭，不需要繁重的农业劳动，人口分布也很分散，有部落而无国家。
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政治制度只是“中时段”变量，地理环境才是“长时段”变量。
世界的方向※
技术、病菌、组织、文字这四个直接因素虽然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优势，帮助西班牙征服者获得了一场史诗级的胜利，但是在戴蒙德看来，这四个因素并非终极因，继续向上追溯可以发现，“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
各大陆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个民族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食物生产的地理差异，包括食物生产起源的地理差异，以及食物生产传播速度和质量的差异；食物生产这一终极因进一步导致了技术、病菌、文字、政治的差异，从而构成一条完整的因果链，决定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发展路径。
前文已讨论过人口增长如何与食物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组织食物生产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而食物生产与储存又要求一种定居生活，定居无疑为各种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固定化创造了条件。结果，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冲突、政治决策、经济发展和空间扩张，就要求复杂的社会实行中央集权体制，这样才能维持国家的存在。统一的政府由此建立，为了强化政府的合法性，有组织的宗教也建立起来，并带来了一系列更深远的影响——种族对病菌的免疫力增强，政治组织越发复杂，文字体系形成，技术也不断发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占尽天时地利的民族能够抢占先机，取得世界形势中的优势地位，并可能实现对其他民族的征服。
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族群冲突在历史上的回响，经过许多世纪，至今未尝稍歇，仍在今日世界上某些最动荡不安的区域发酵。
